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大夫您看，俺家孩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药也没少吃，针也没少打，医院也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俺们村里到市里那路可不好走了，公共汽车早晚各有一趟，早上她要喊疼，赶不上公共汽车就得搭车，您知道的，搭车总不能白搭；晚上她要喊疼只能自己个儿挨着，小女孩又不会忍个疼，哎哟哎哟的一整宿，搞得她弟弟也睡不好，第二天上不好课。今天中午她吃过饭又喊疼，一开始俺们想她自己个儿挨过去，结果挨不住了，在地上疼得直打滚儿，只好求施工队的拿车把她拉到市里，回头少不了得给人家送烟送酒的……大夫您看看有没有什么药给孩子吃了就能好的，完事儿俺们争取搭晚上那趟公共汽车回家去……”
说话的女人有着一张粗糙而红润的脸孔，哭丧的表情与其说是替女儿担心，不如说是厌倦和无奈。很多农村来的家长在带孩子看病时，话里话外总在推卸责任，仿佛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跟自己讨债的——尤其当这孩子是个女孩的时候。
急诊科医生胡来顺低着头，用笔在病历本上沙沙沙地写着什么，从始至终也没有看患儿和家长一眼。
站在他身后的实习生大楠，手里拿着个小本本，认真地记录着患儿家长的主诉。她看着那个被絮絮叨叨的母亲抱在腿上的孩子：六岁的女孩，瘦瘦小小地裹在一件红色的棉袄里，有点长的裤子下面露出一双鞋带散开的黑色棉鞋，因为过于疼痛，她佝偻着身子，双手捂着肚子，脸色惨白，好像一片干瘪的小虾皮。
平州市儿童医院急诊科的诊室，是一个面积约四十平方米、南北向的大开间。北边有一扇通往急诊大厅的两开白色大门，南边是一排老式建筑特有的绿格玻璃大窗，窗台上堆放着打印纸、氧气袋、保温瓶、过期的《中华儿科杂志》，还有两盆早已枯死的海棠，一个塞满一次性餐具的长方形玻璃鱼缸，都落了厚厚一层灰土。窗台的下面，贴着暖气摆有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诊疗床，床上放着一台婴儿体重秤。南墙的东头有一个掉了漆的灰色铁皮柜子，西头是一个挂白大褂的架子，仔细看能发现是用吊瓶架焊了几根铁棍改造成的。诊室的里面摆着四张白色诊台，每个诊台的前面都有一张供患者坐的黑面软包圆凳，只是凳子腿儿都用铁链子锁在旁边地板凸起的铁环上，这是为了防止医患发生纠纷时，患者顺手操起椅子当凶器。下午四点是患者相对较少的时候，因此算上胡来顺，现在整个诊室里只有两个诊台后面坐着医生。尽管如此，每个诊台的前面仍旧围了很多患儿和家长，任凭大楠怎样劝说他们到诊室外面等待叫号，也不肯挪动一步。
老半天，胡来顺才抬起头来，用鼠标在电脑上点击了几下，旁边的黑色打印机咝咝咝地吐出了几张检查单。他依旧没有看她们一眼，面无表情地说：“验血、验二便，做个腹部b超。”然后把那几张检查单夹在病历本里，往她们面前一推，仿佛是要将她们一起推出诊室似的。
“医生，俺们前几次去县医院，这些检查都做过了，b超也做过了……”患儿的母亲说，并将原本就抓在手里的几张旧检查单和一个装有胸片的扁平塑料袋向胡来顺递去。
“你昨天吃过饭了，今天是不是还要吃？”胡来顺不耐烦地说。
“可是——”患儿母亲的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她还不死心，坐着没动，想再耽搁一会儿，看看医生有没有可能发发慈悲，哪怕减去一项检查，但身后传来其他患儿家长的催促声。她无奈地把诊台上的新检查单拿在手里，站起身，女儿从她的腿上滑了下来，蹲在地上急促地喘着气。
患儿母亲望着诊室里的其他家长，自言自语道：“这么多检查，又要花钱，俺没有带那么多钱……”她的脸上浮现出古怪的讪笑，好像在向所有人解释。这样一步步地挪到门口，她才发现女儿还蹲在地上没有跟来，只好返回去拉她的胳膊，结果女儿不但没有被拉起来，反而小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干啥呢你？！”母亲生气了，抓住女儿纤细的手腕就往诊室外面拖。
“等一下！”身后突然有人喊。
母亲回过头，眼前是一位中等个头的女医生，身上的白大褂比其他医生的显得更干净一些。因为戴着口罩，看不出她的模样，但一双丹凤眼和两道柳叶眉显得秀美而干练，只是不知道是熬夜还是过于疲惫的缘故，眼睛里布满了鲜红的血丝，这也使得她投射过来的两道目光更显严厉，不知是在责备这位母亲，还是在责备坐在诊台后面的胡来顺。
母亲抓着女儿腕子的手，不禁松弛开来。
小女孩顺势向地上倒去，女医生一个箭步上前，弯下腰，伸出双手把住了她的两腋，将她一直抱到了诊疗床上，先将那台婴儿体重秤放到窗台上，再扶着她慢慢地躺下。
女孩虽然还在喘气，但也许是姿势改变的缘故，痛楚减轻了一些，神情平静了许多。
母亲预感到救星来了，赶紧跟上去，站在女医生的身边。女医生把她手中一摞检查单拿过来，挑出新的检查单扔在一旁，然后将旧检查单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问：“孩子平时疼痛主要在哪个位置？”
“就肚子那一块儿。”
“腹部b超显示孩子的腹部脏器均无异常，县医院诊断为肠蛔虫病，医生开的药吃了吗？”
“吃了……”母亲吞吞吐吐地说。
女医生正在把胸片贴在led观片灯上，回头看了她一眼：“怎么回事？”
“吃的不是医院开的药，是俺们回村卫生所拿的山道年。”
山道年是一种已经淘汰多年的驱虫药，有些基层卫生所还有保存，给那些家庭贫困的村民免费使用，这是很多医生心知肚明而又无力改变的事情。女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打下虫子来没？”
“打下来了，这么长一条蛔虫。”患儿母亲用手指头比画着，“可是孩子疼得更厉害了……”
“腹泻、呕吐、发热这些有没有？”
患儿母亲摇了摇头。
“饮食正常吗？有没有便血或便秘？”
“生病之后她吃得倒是比以前少了，便秘是有的，没有拉过血。”
这时，那个平躺在诊疗床上的孩子使劲用一只脚蹭另一只脚，蹭了几下以后，慢慢地试着往起坐，姿势的改变让她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不得不用肘部支撑着身体，硬生生地挺了起来，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珠儿。
“你怎么坐起来了？”女医生赶紧扶住她。
“鞋……”女孩指了指自己的棉鞋。
原来她是怕鞋把诊疗床的白色床单弄脏了，所以想脱鞋。
女医生看了看她：“坐起来也好，阿姨给你听一听。”说着让患儿的母亲把孩子的衣服解开，然后将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的听诊头攥在掌心里焐热——女孩看到她的这个动作，两只因为瘦削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突然就泛起了泪花。
女医生望着她，目光温柔，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接着撩起她的背心，把听诊头压在她的心肺等处听了听，又让她随着自己手部的提按动作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收起听诊头，扶着她再一次躺下。
“大夫，这孩子得的到底是啥病啊？”患儿母亲说，“您给开点儿药吧！”
大部分人对医学存在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诊断容易治疗难。事实上正确地诊断疾病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艰难，特别是儿科。由于孩子们无法正确和准确地讲述自己的症状，给诊断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所以儿科又被称为“哑科”。尽管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设备和新技术运用于临床，但仍然有很多的病因，直到死者被从尸检台上抬下来的时候，依旧是一个谜。
女医生没有理睬患儿母亲的追问，开始慢慢地按压女孩的腹部，寻找痛点，最后发现女孩除了脐周和剑突下面有轻压痛，全腹都没有肌紧张和反跳痛，也没有扪及包块，肠鸣音也正常。
那么，女孩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从旧化验单上可以得知，孩子的血常规、便常规和尿常规都正常，胸部x片和腹部b超也没有发现问题，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山道年驱虫。山道年驱虫机制为兴奋蛔虫神经节，使蛔虫肌肉发生痉挛性收缩，不能附于肠壁，随着肠蠕动排出体外。但是如果药品失效或药量不足时，虫体不但不会排出体外，反而会钻入胆道、胰管、阑尾，或虫体相互拥抱成团阻塞肠道，造成腹痛加重。
还有胃及十二指肠疾病。患儿反复持续上腹部疼痛，伴明显饮食减少和消瘦，都提示可能是胃和十二指肠发生了病变。
再有就是慢性胰腺炎。女孩的剑突下有压痛，符合胰腺区发生病变的特征。
究竟是哪一种？
女医生思索着……当然，通过细致的检查是可以排查上述疾病的，比如用虫卵漂浮试验可以明确诊断腹痛是否为驱虫不当所致，用胃镜可以排查胃及十二指肠病变，用腹部ct或mri（核磁共振成像。作者注，下同。）能够发现b超不能发现的细小钙化或结石，准确了解胰腺的病变情况——问题在于，眼前这位母亲固然希望给女儿治病，但对繁复的检查极端排斥，如果把这么一大堆检查单塞给她，估计她会像刚才一样扬长而去，任由女儿“挨”到实在挨不下去的时候……
这么想着，女医生看了一眼躺在诊疗床上的女孩，她的脸色还是那样惨白，干裂的嘴唇渗出了几条红线。
“给孩子弄点儿水喝。”女医生说。
患儿的母亲赶紧从粗布挎兜里掏出了一个黑色保温杯，拧开杯盖，想扶着女儿坐起来喝水。女孩还是用肘部支撑着抬起躯干，动作僵硬得好像平地竖起一块石碑，而且眉头又一次因为疼痛加剧而皱了起来，牙咬得咯吱咯吱响。
一般来说，腹部疼痛虽然会因体位不同而程度不同，但不会骤然加剧或减轻，为什么这个女孩两次由平卧位换成坐位，都会突然表现出如此剧烈的痛苦？
猛地，女医生想起了什么，立刻坐到电脑前开出检查单，交给患儿的母亲：“你马上带孩子去拍一下胸片。”
“胸片我们不是拍过了吗？”
“这次不一样，上次只有正位片，这次加拍侧位片——必须排查一下胸椎结核。”
患儿的母亲还在犹豫，女医生的口吻严肃起来：“拍胸片并不贵，你别再磨磨蹭蹭的，再拖延下去可能导致孩子瘫痪！”
患儿的母亲吓了一跳，抱起孩子往诊室外面跑去。
女医生揉了揉太阳穴。昨天她值完“小夜”（儿科急诊将晚上五点到十点的值班称为“小夜门诊”，将十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的值班称为“大夜门诊”，简称“小夜”和“大夜”），正要下班，有个服毒自杀的孩子送了过来，她立刻投入到抢救中，等孩子救过来并用车送往新院区的picu（儿科重症监护病房）以后，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五点。她赶紧骑上自行车，冒着十二月凛冽刺骨的寒风回到家，给熟睡中的女儿做了早饭，等女儿睡醒又照顾其穿衣洗脸梳头，直到楼下传来几声“滴滴”的车喇叭响，她才拉着女儿的手下了楼，将她送上了那辆米黄色的校车。
看着女儿在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她忍不住轻喊了一声：“媛媛，晚上好好表演啊！”
媛媛把头侧向另一边，闭上了眼睛。
望着在晨光中渐渐远去的校车，她的心突然像被剜了似的一疼，因为在小升初报考学校的方向上意见不一，媛媛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跟自己说话了。她想起昨夜抢救的那个服毒自杀的孩子，也是跟妈妈闹矛盾，说喝药一仰脖儿就喝下去了……会不会也有一天，躺在自己的抢救台上的，会是自己的女儿呢？
她不敢再想下去，蹬上自行车朝医院骑去。
与新区相比明显狭窄坑洼的道路上，庞大的车流和人流都比往日迟滞了几分，在寒风中影影绰绰。就连鸣笛和车铃铛的响声都有气无力的，仿佛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时代抛弃的结局，因而倍感老迈和无奈似的。今天晚上，平州市将在新区召开盛大的晚会，庆祝为期四年的城市整体搬迁工作正式告一段落。从此，这座古老城市的市中心将从大凌河的西岸转移到东岸。那里有市政府各个机关雄伟恢宏的办公大楼，有鳞次栉比且花团锦簇的高档居民社区，有更加整洁漂亮的幼儿园、学校、医院、电影院和商业中心——当然，也有着更加昂贵的生活成本。而遗留在西岸的，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煤矿为主要产业时的废弃矿厂、跟矿厂一样蒙着一层黑灰色的大量砖结构居民楼、挂着“某某百货公司”的招牌却长期出租给小商贩卖劣质箱包皮鞋的商场、有待改造但永远不会再改造的棚户区，以及一个可想而知的日趋破败的未来……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说平州市儿童医院吧。按照市政府的命令，所有医疗和行政科室全部搬到位于新区的新院区去，老院区将被彻底拆除，据说是要改造成一个什么天晓得的怀旧主题文化创意园。为此她在市卫生局征询意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本市一共三百万人口，现在只有一百万迁到了新区，剩下两百万市民还在旧区生活，市人民医院已经迁到新区了，现在连儿童医院的一个急诊科都不给留下，万一孩子生急病，还要过大凌河大桥到新院区，路上至少要半个小时，耽搁了救治谁负责？！”
主持会议的副局长蔡衡扶了扶眼镜：“旧区不是还有几所民办医院嘛，据我所知，其中几所设有儿科。”
她更加生气了：“那几个民办医院的儿科力量都很薄弱，治治感冒咳嗽还可以，真遇到急重症，连个会给孩子插管的都没有，而且收费也高，很多诊疗没有纳入医保，让老百姓怎么看病？更何况，民办医院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可想而知他们必然会逐渐向新区转移，到那时候，这边的两百万市民怎么办？抛弃了？不管他们死活了？”
市电视台记者大傻杨正好在前面拍摄，吓得直朝她摆手，她装没看见。
“周芸同志！”蔡衡一瞬间声色俱厉，“说话前请注意你的身份！”
“我是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她毫无畏惧地直视着蔡衡的眼睛，“我的身份要求我对本市几十万少年儿童的健康负责，请问我刚刚的发言有哪一点不妥？”
会议室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最后还是高副院长打破了僵局：“小周，你出去冷静一下。”
她只好走出了会议室。
会议的最后结果是，医院整体搬迁的计划不变，但留下一部分急诊科医护人员“过渡”。虽然听起来是市里做了妥协，但在她看来，这种“过渡”不过是针对自己意见的一种缓兵之计。毕竟，作为荣获多年省“三八红旗手”、劳模和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的她，在市政府的心目中还是有些分量的。当然，随着一向支持她工作的老市委书记的退休，这种分量也在肉眼可见地减轻……
那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护士李河清在医院被杀的案件，使她的处境更加艰难。
想到这里，她的头又疼了起来，揉压太阳穴的双指更加用力了。
正在这时，一阵吵闹声在诊室里响了起来。她睁眼一看，是另一位就诊的家长面红耳赤地跟胡来顺嚷嚷：“你这个医生什么态度啊？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我该怎么说话？跟你说了，你们家孩子这病不算急诊，得去新院区的门诊看，不然在我们这儿出事儿了我们可不管，这话有错吗？”胡来顺扬着个脑袋，把身子斜靠在椅背上说，“你非得到肯德基点麦香鱼，我都给你指出来了：出门左转麦当劳，你还要我说啥？”
“孩子病成这样了，还不算急诊？你还把我们往外推？你还咒我们孩子出事儿——出了事儿就他妈找你！”那个家长气愤地说。
“当着孩子别说脏话，回头孩子学坏了，你也‘他妈的’找我？”胡来顺一张胖脸嘟噜着，露出讽刺的笑容。
家长被激怒了，“腾”地站了起来，一副要动手的架势，靠在他身上的孩子差点摔倒，咳嗽得更加剧烈了。周芸正要出面干预，坐在门口的急诊科医生霍青已经跑了过来，拽着那个家长的胳膊往自己的诊台拉扯：“这位家长你别激动，孩子生病，受不得惊吓，不然会加重病情。”然后她对那些本来在她的诊台前围拢的家长说：“我先给这个孩子看一下，你们稍等。”她的口吻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使得家长们虽然不满却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让出了一个豁口。
霍青在给孩子听诊前，也是用手焐热了听诊头。她一边询问孩子病情，一边翻看着检查单，一边跟家长说：“这位家长，我得说您两句，急诊科看的是急病，一般而言，除了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烧、急性腹痛、吐泻休克、中毒、不明原因的抽痉、气管异物、车祸溺水触电坠楼等意外伤害之外，其他的病都要去门诊就诊的。”
“这不是没办法吗，你们医院的门诊搬到新区去了，我一看孩子心肝肺都要咳出来了，怕路上耽搁太长时间出事。而且今晚庆祝新区落成，交通管制，出租车都不过大凌河大桥了，我就直接跑到这儿来了……”那个家长满脸的无奈，“你说你们医院怎么能连锅端到新区去啊，难道我们旧区的孩子都是铁做的，不生病吗——就真是铁做的也有个生锈的时候吧！”
“就是就是！”围拢的家长们发出一片愤愤之声。
霍青没有说话，给孩子听完诊，把听诊器摘下往后一甩，直截了当地说：“孩子没大事，已经是支原体肺炎的后期——”
“怎么会没大事呢？”那个家长焦急地说，“阿奇霉素的点滴打了三天，其他的药也吃了，可是这体温就是下不来，咳嗽也不见好……”
“支原体肺炎的自然病程是从几天到一个月不等，大多数要一周左右才能退热，而且从孩子的体温单上看，这两天体温都在三十八度左右了，热峰下降了，发热间隔的时间也在延长，这说明孩子在好转，药物在起效。毕竟每个孩子的感染轻重不同，对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所以因人而异，不能着急。”
“可是我们都觉得孩子今天咳嗽得特别厉害，还咳出痰来了……”
“支原体肺炎的初期多表现为干咳，而中后期的一大特点，就是咳嗽加剧，而且会咳出痰液，这其实是在帮助肺部清理分泌物，促进病情的好转……您放心吧，支原体肺炎的病程虽然长，但预后良好，最终可以完全康复，很少发生什么并发症。”
家长的神情舒缓了许多：“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继续吃药，少来医院，避免交叉感染，孩子本来身体就弱，再跑来跑去的，感染上别的病才真叫麻烦。”霍青说，“还有，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膨化食品。”
孩子瞪着一双天真的大眼睛问：“阿姨，您怎么知道我吃了膨化食品啊？”
霍青捏了捏他的鼻子，从他的袖子上摘下什么东西，举在他面前。尽管她戴着口罩，也掩不住眼角流露出的一丝笑意。
孩子一见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指尖上，是一枚小小的碎薯片。
堪称典范的一整套诊疗动作！
周芸看着一个劲儿道谢并走出诊室的家长和患儿，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假如整个急诊科都是霍青这样的大夫，自己要省多少心。
四十多岁的她，每每看着二十多岁的霍青，总觉得像是看着年轻时代的自己：热情、干练，充满对儿科医疗事业的激情，只是不知道前面会有那么多的激流险滩，或者即便知道，也毫无畏惧，一往直前……
正在这时，有个穿着蓝色护工服的女人走进了诊室，来到她的身边，脸上挂着淡淡的泪痕。
她站起身问：“少玲，出什么事了？”
“小玲……有点儿不太好。”陈少玲说。
周芸马上走出诊室，绕到隔壁的留观一病房。这是一间长方形的病房，南北向相对一共摆了十二张病床，中间留有尚算宽敞的过道。每张病床的床头都挂着医用气体系统，床边立有医疗器材放置架，架子分三层：最上面一层摆着可同时监测心率、体温、血压和呼吸频率的多参数监护仪，不停地发出“滴-滴-滴-滴”的鸣声；中间一层是呼吸机，机身下面好像章鱼触手似的延伸出粗细不一的多条淡绿色软管，扎在一起，悬挂在旁边的集束扣上；最下面一层是摆放检查单、流程表的乳白色塑料板，上面还有一个可以放置奶瓶的圆形凹口。虽然现在天色还不甚暗，但天花板上的吸顶灯早已点亮。两排吸顶灯的中间，一根粗大的银灰色矩形管道贯通整个病房，这些管道在每张病床的正上方分出支管道，每根支管道里包含着氧气管、负压管和压缩空气管，向下直接连接到床头的医用气体系统，看上去好像把一条大船的龙骨倒吊在了上面。与四白落地的诊室相比，留观病房的墙壁是淡粉色的，还绘有米老鼠、白雪公主、熊大熊二、超级飞侠之类的卡通人物，目的当然是给病房里的孩子们减压，但一股不知从哪里散发出的、有点儿尖酸刺鼻的药品气味儿，足以让每一个走进这里的患儿和家长精神紧张。
虽然是在同一间病房里，但外面的八张病床与里面的四张病床，用一道蓝色布料的医用屏风隔开，仿佛是里外两间。现在，“外间”有三张病床上躺着小患者，分别是因为高烧惊厥、癫痫发作和急性腹痛留观的；里间也躺着四位小患者——陈少玲的女儿张小玲正是其中之一。
周芸来到张小玲的病床前，四岁的女孩面无血色，闭着眼昏睡，鼻翼和嘴唇的翕动都轻微得难以察觉，输着液的手里还抓着一个毛绒皮卡丘。保洁员老张正在将地上的一堆呕吐物打扫干净。护士长巩绒从小玲的腋下抽出体温计，仅仅从她沉重的面色就能知道，孩子正在发高烧。
“中午吃的全都吐了，然后突然就发起烧来，怎么都叫不醒她……”陈少玲说，肩膀在微微发抖。
周芸在孩子的身边蹲下，摸了摸她的额头，用手把她剃光的头皮上的一层汗珠擦拭干净，抬头看了看监护仪上显示的数据，站起身将输液器的调节泵向下旋了一点儿，使点滴的速度放慢了一些，然后对巩绒说：“先物理降温，如果还不退烧，就跟新院区的血液科黄主任联系一下，看看是否需要加药。”
巩绒一把拉住她，走出了留观一病房，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低声对她说：“加药加药，你说得容易，你知不知道，他们再也拿不出钱了……”
“我是急诊科主任，我有大病申请救助的配额。”
“你那个配额早就超标多少倍了……那是个无底洞，你填不上的。”
“要是因为医疗技术没到那水平，救不了孩子，我认头；但要是纯粹因为经济原因，眼睁睁看着孩子就这么没了，我做不到！”
巩绒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结：“我说你啊，你就不能抬头看看四周围——”
她欲言又止，周芸本来就发涨的头脑没听明白：“看什么？”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一个粗嗓门发出来的声音：“那啥……刚才给俺家孩子看病的是你吗？”
周芸回过头，看到发问的正是那位要重新拍胸片的患儿的母亲，因为自己戴着口罩，所以她有些不敢认。“是我，胸片拍完了？”
“拍啥完啊！”那个母亲有些生气，“拍片的大夫说x光机已经装车运走了，今天拍不了片子了。”
周芸一愣，风驰电掣地走到影像室，一把推开操作间的门，透过玻璃隔断望向拍摄间，见里面空空如也，马上问正站着发呆的影像室大夫李德洋：“x光机呢？”
“刚刚采购科赵主任让人给拉走了。”
“你怎么没拦一下？”
“我拦不住。”李德洋怯生生地说。
周芸狠狠瞪了他一眼，走出影像室，往急诊大厅四下里张望，没有看到x光机。她想了想，冲出了医疗综合楼的大门口，扑面而来的寒风吹得她打了个寒战，抬眼望去，天空密布着没有一丝缝隙的铅灰色浓云，因为沉重而不停地下坠，仿佛一座巨大冰山的底部……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里会有暴风雪，看来是不会错了。
她惦记着自己的那台x光机，顾不得回去穿外套，就跑下了台阶。头顶上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悬挂了半年的“庆祝六一儿童节义诊活动”的红色条幅被风吹了下来，垮垮塌塌地瘫在地上。这让她的心情更加低落。因为搬迁的缘故，医院的景观设施早就无人维护，就连前院这张门脸也顾不上洗了：两侧科普宣传栏里的海报都已经发黄，正中心的圆形花坛里就剩下一堆骸骨似的枯枝，大门口竖立的那尊护士怀抱小患者的白色石雕，脏得像刚从泥里挖出来似的……但带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们还是络绎不绝地从医院大门口进来，停车场的车位很快就要占满了——
停车场。
周芸来到停车场，依然没有看到x光机的踪影。就在这时，传达室的王酒糟颠儿颠儿地跑了过来：“周主任，我看您一直在院子里踅摸，您找啥啊？”
王酒糟今年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圆圆的小脑袋上有一双眯眯眼，腰盆儿挺粗，腿却又细又短，看上去活像只鹌鹑。他其实既不能喝酒，也不会做酒糟，偏偏长了个硕大无比的酒糟鼻，因故得名。他是个热心人，手很巧，修车开锁、管道疏通，啥活儿都能干，所以不仅管着传达室，后勤遇到非医疗专业的维修，也喜欢叫他帮忙。医院搬迁后，他颇有些无所事事，所以看到谁有麻烦都恨不得上去帮衬一把，刷刷存在感。
“你看到一台x光机被人推走没有？”周芸直截了当地问。
王酒糟指了一下西配楼：“采购科赵主任刚才带着几个人，拉着一辆平板车往楼后面去了，上面有一台x光机。”
平州市儿童医院的主体建筑，最初就是一座十层高的、面南背北的医疗综合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这座楼的东头和西头修建了两座平行相对的长条形楼宇，也是十层，东头的是行政楼，西头的是住院楼，与医疗综合楼相连相通，构成了一个“凹”字。后来又分别在行政楼的东侧和住院楼的西侧盖起了两座四层矮楼，因为都把着南头，所以分别与之形成两个l形，只是一个下横杠朝右，一个下横杠朝左，俗称东配楼和西配楼。东配楼是体检中心，西配楼的一层并排有警务室、图书室和宣教室，二层以上是食堂，不过现在都已经关闭了。在西配楼的西边，还有一座东西通透的六层宿舍楼，与住院楼平行，原本是给本院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住宿用的，但随着医院整体迁往新院区，这里只剩下三四家住户，四扇单元门平常都锁得严严实实的，有些玻璃窗被附近的顽童用石头打碎，每每起风时打着凄厉的呼哨，跟闹鬼似的。
周芸从西配楼和宿舍楼之间的消防通道穿过，风吹得她几乎睁不开眼睛，好不容易绕到西配楼后面的空场，刚刚抬起眼皮，就看见采购科主任赵跃利正夹着手包、腆着肚子，指挥着一群工人把已经放了气的“淘气堡”卷成一团，准备装上一辆运货的轻型卡车，在那辆轻卡的后厢上，自己一直寻找的x光机已经立在上面。
看到惨遭劫持的x光机，周芸一肚子火腾地点燃了，而那一大卷“淘气堡”更是让她想起了自己与赵跃利交恶的源头。
两年前，赵跃利刚刚当上采购科主任，就不知道从哪儿买了这么个pvc材料的大型充气玩具“淘气堡”，摆放在了西配楼后面的空场上，按照每人每小时一百元收费。因为这个“淘气堡”有滑梯、蹦床、攀岩、海洋球、障碍闯关之类的娱乐区，深受来看病的孩子们喜欢——毕竟大部分就医的孩子其实没什么大病，看完病都喜欢过来玩儿上一圈，家长也将这里作为孩子打针没哭、吃药没闹的奖励，所以虽然收费远比一些儿童娱乐场所昂贵，但还是收钱收到手软。
一开始，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的周芸根本不知道医院新添了这么个娱乐项目，直到五一劳动节放假，她值班时难得地到西配楼二层吃饭（绝大部分急诊科医生因为太忙，吃午饭都是叫外卖或者吃医院统一配发的盒饭），从北窗户往外望的时候，发现空场上多了个跟自己视线齐边儿高的大家伙，赶紧放下碗筷跑过去查看一番：充满气的淘气堡，基座几乎把整个空场占满了，就在西配楼绘满五颜六色粉笔画的北墙下面，一个蜗牛状的鼓风机正在呼呼地往里面充气，却盖不住正在淘气堡里蹦跳玩耍的孩子们的大喊大叫声。那些孩子只有少数几个是来医院看病的，大多数干脆就是专门来这里玩儿的健康儿童……
劳动节后的第一次早交班会议上，她当着所有科主任和院领导的面提出，立刻撤除这个玩具：“表面上看，淘气堡很厚实，又有多条绳索锚连接着固定鼻固定在地上，似乎很安全，实际上不是这样。近年来，省内外经常发生大型充气游乐设施被风吹翻造成儿童死伤的案例，这是因为造型高大的充气玩具的质量并不大，且重心较高，在遇到大风时，由于迎风面积大，在风压的作用下容易产生漂移，如果锚固措施不到位，一旦玩具的底部离开地面，哪怕只有几毫米，迎风面积将急剧增大，很容易就会被彻底掀翻！”
坐在会议室后排的赵跃利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西配楼后面的空场，北边就是大凌河，河上风大，连带着空场上也一向多风，对淘气堡的安全构成一定的潜在风险。”周芸接着说，“更何况，来医院看病的孩子，有些固然症状比较轻微，但身上携带的病菌依然比健康的孩子多得多，都凑在淘气堡里连蹦带跳、你挨着我我撞着你的，不利于康复不说，还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我实在不知道是谁弄进来这么个劣质玩具，是嫌咱们儿童医院还不够忙吗？”
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笑声。
赵跃利的脸上挂不住了：“淘气堡是我引进的，目的是为了给医院创收——再说了，什么叫劣质玩具？那可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合格品。”
“合格品？”周芸一声冷笑，“我都不说你们那连个开关都没有、纯靠插拔插头来接电和断电的鼓风机——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检验大型充气玩具的基础材质是否合格，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表面涂层应该无掉色现象，你自己去看看，这才一个月，你那淘气堡掉色都掉成啥样了！”
会后，赵跃利找院领导一通公关，最后淘气堡没有撤除，只是多加了几条绳索锚用于固定。周芸气不过，继续向上级反映，但鉴于赵跃利的“后台”很硬，大家也只能劝她息事宁人，好在淘气堡也一直没有发生被风掀翻的事故，时间一长，工作缠身的周芸也只好将它搁在脑后了……今天看着它终于被放气，周芸觉得颇为解气。
“赵跃利！”周芸摘下口罩，喊了一声走了过去。
赵跃利不紧不慢地转过身，肥囊囊的两个腮帮子上挂着没有刮净的胡须，看上去活像一条鲇鱼。他望着这个圆脸短发，柳眉凤目，虽然气质干练，但丰厚的嘴唇、挺拔的鼻梁和坚毅的下巴反而别具韵味的女医生，用一种戏谑的腔调问道：“哟，这不是咱们周大主任吗，啥事儿？我这儿忙着把您的‘眼中钉’收起来呢。”
话里的刺儿，傻子都能听出来。周芸也不客气：“怎么，你还想把这东西带到新院区去？”
“怎么可能，新院区的儿童娱乐区那叫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这东西怎么上得了台面，我把这个捐给新院区旁边的幼儿园去。”
说是“捐”，其实百分之百是“卖”。买的时候是医院花钱，趁着搬家账目乱的时候卖掉，钱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等于又占了公家一次便宜。但眼下不是纠缠这件事的时候，周芸严肃地扳正了话题：“谁让你把急诊科的医疗器械随便拿走的？”
“你看你这话问的，整个急诊科都要转移到新院区去了，这些器械还留下来干啥，一起转移了呗。”
“‘转移’？转移到哪儿去？你搞清楚，急诊科还要留下来一部分人员继续承担旧区的儿童医疗保障工作，你把x光机拿走了，遇到需要拍片子的时候，怎么办？”
“转移到新院区去啊，我这儿有高副院长批的单子，他同意了的。”赵跃利把一张物资调配单递给她，“你们这边不是还有一台apr（数字化可移动式x光机）吗，够用啦！”
周芸看了一下那张单子，在物资调配的项目上写有急诊科的这台x光机，落款也确实有高副院长的签名。“尽管如此，你也不能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把我们科室的东西运走！”
“走那个形式干啥，反正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笑话！我是急诊科主任，我们科的医疗器械跟我没关系？！”
赵跃利嘴角一咧：“你这消息也忒不灵通了——”他话还没说完就戛然而止，目光望向周芸的身后。
周芸回过头，看见年轻漂亮的科秘（医院一般都会指派一位医务人员协助科主任完成日常工作，特别是杂务的处理，简称“科秘”）孙菲儿走了过来，也许是鞋跟太高的缘故，每一步都踮着脚尖，好像跳舞一样。她不仅在白大褂外面裹上了厚厚的羽绒服，还用两只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撑住羽绒服的帽檐，生怕压坏了自己新做的头发。
“什么事儿？”周芸问。
“高副院长打您的手机没人接，就让我来找您，让您马上去一趟三楼会议室。”
周芸看了看那台孤零零兀立在车上的x光机，知道自己今天无论如何也救不下它了，咬了咬牙，转身穿过消防通道，往医疗综合楼走去。
望着她被狂风吹得一片凌乱的背影，赵跃利的脸上浮起一抹冷笑。
也许是被外面的冷风吹了一下的缘故，走进医疗综合楼的大门，周芸只觉得手背一阵奇痒，原来是起了一层风疹。
最近半年来，她的体质急剧下降，各种慢性病的症状像蚰蜒一样无声无息地袭上身来：头晕、目眩、耳鸣、颈椎疼痛、肠胃痉挛……但其中发作频率最高的还是各种过敏反应，特别是荨麻疹，莫名其妙地就会在身上散布起一片片无规则的红色斑团，好像皮肤下面蠕动着无数随时会分泌毒液的棘皮动物似的。关于这些动物吞噬她的脏腑并侵占她的躯壳的噩梦，总在深夜将她吓醒，这使得本来就精神高度紧张的她，感到躯体绷得越来越紧，一刻也不得放松。
她先到影像室，让李德洋把放在二楼药械间的可移动式x光机拿下来，给那个肚子疼的女孩拍照，然后来到电梯前，准备上三楼开会。她摁了一下向上的箭头，趁着等电梯的工夫，从白大褂的兜里抓出一把药片，从中找到盐酸西替利嗪（一种抗过敏药物），抠出一片，扔到嘴里就这么干咽了下去。
电梯门打开，她走了进去，连身也懒得转，于是电梯门就在她的背后关上了。
直到电梯门再一次打开，她才想起自己忘了摁楼层，苦笑着转过身，摁了一下三楼的按键，当电梯门关上的一刻，她在缝隙中好像看到陈少玲的丈夫张大山匆匆走进了急诊大厅，身上那件臃肿的灰色快递员服装，每道褶皱都仿佛是外面的狂风擦下的伤痕……
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人。她想。
电梯上行的时间很短，她的脑海里却像放电影一样回忆起了自己和陈少玲一家人交往的经过。
最初，陈少玲是应聘到医院做护工的。同时应聘的护工大都托关系分到了好一些的科室，她没有任何关系，就被分到了工作量异常繁重的急诊科，但她不怕苦不怕累，干起活儿来特别认真负责。尤其令周芸惊讶的是她居然还懂一些医学护理知识，赶上急诊高峰期护士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陈少玲也能搭把手——打针输液插管灌肠样样来得，就连巩绒这样挑剔的护士长，也对她赞不绝口。后来周芸才了解到，陈少玲居然是省医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经在家乡的县医院当过护士……
巩绒听说后，坚决要求周芸把陈少玲聘为护士：“这一个可比我手下那几个强多了！”
周芸正有此意，只是因为医院搬迁的缘故，人事科暂时停止一切正式工的聘任工作，所以打算等搬迁结束后，再把她聘进来。
陈少玲个子不高，梳着一个马尾辫，有些瘦削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似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心满意足，这在喜欢抱怨一切的护工群体中非常少见。平时她不怎么爱说话，跟同样不爱说话的保洁员老张、总是笑呵呵的保安王喜、实习生大楠的关系不错，毕竟他们在医院都属于“边缘人群”。至于那些总是找她帮忙的护士，偶尔送她一些不要的化妆品或丝巾什么的，她也从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恩赐或轻辱之意，总是微笑着收下。
周芸搞不清陈少玲在急诊科这样由鲜血、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孩子哭闹声和家长叱骂声组成的环境里，怎么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后来她见到陈少玲的丈夫张大山抱着女儿来医院看望她，见到一家人坐在后花园的凉椅上一起吃盒饭时满脸的笑意盈盈，似乎明白了陈少玲内心的充实和幸福从何而来（陈少玲和张大山的故事详见拙作《不可能幸存》）。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的丈夫，想起了自己那个已经破碎并无可挽回的家庭，心中一片凄恻。
不久，喜欢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的王酒糟神神秘秘地来向她报告，说别看陈少玲的丈夫现在当快递员送餐，其实以前坐过大牢。周芸一句话怼得他灰溜溜地走了：“你过去因为盗窃公物被拘留的事情，要不要也拿出来说一说？”
然而，天底下所有的幸福都是易碎品。
上个月有那么几天，陈少玲没来上班。周芸很少过问护工的事情，这回特意向巩绒打听了一下。巩绒说好像是她的女儿生病了，就在咱们医院看呢。周芸“哦”了一声就忙别的去了。直到有一天早晨，当她踩着院子里卷缩而干枯的落叶走进医疗综合楼时，看到张大山把裹得紧紧的女儿抱在肩上往楼外走，后面跟着神情木然的陈少玲。她赶紧上前问孩子怎么了，这一下陈少玲的泪水像开了闸一样倾泻出来。原来，小玲前一阵子经常流鼻血、乏力，上几级楼梯就喘得不行，还老喊腿疼，一开始两口子没当回事，想是四岁的小女孩成天一个人关在出租房憋屈的（他们交不起幼儿园的学费，每天就是把小玲锁在家里，然后再各自去工作），后来孩子突然反复低烧，体温总在三十八度左右，吃了退烧药也没有用。到医院一验血，发现血色素及红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增高，孩子立刻被转到血液科。行骨髓穿刺术并送检骨髓液涂片后，小玲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听说是“急淋”，周芸心头一沉，在儿童医院工作多年，虽然见过太多太多的疑难病症，但“急淋”依旧是凶险程度最高的儿童肿瘤之一，但她嘴上却安慰道：“少玲你别着急，你学过医，应该知道，咱们国家的儿童白血病治疗技术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急淋’的五年无病生存率达到80%以上。咱们静下心来给孩子好好治病，小玲一定能够战胜病魔的。”
少玲还是哭个不停，旁边的张大山说话了，瓮声瓮气的：“我们没有钱……”
周芸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医院……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目前主要是采用以化疗为主的综合疗法，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充分给药，不仅早期要连续强烈化疗，病情稳定后还要交替使用多种药物长期治疗，持续完全缓解两年半甚至三年以上方可停药。而能不能坚持得下去，除了患儿和家长的信心，更重要的就是一个“钱”字。小玲是农村户口，虽说平州市的医保政策针对儿童“急淋”患者的报销政策是：新农合基金支付定额标准的70%，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定额标准的20%，也就是说，个人只需要自付定额标准的10%，但实际上，这个定额标准本身就定得低（“急淋”的定额只有8到10万）——保守估计，一个“急淋”儿童一年的用药开销至少在20万元以上，三年就是60万元——加上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大量昂贵的、进口的化疗药物根本没有纳入医保，医保外付出的金额远远“超标”，导致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的医保政策，对于绝大多数“急淋”患儿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
周芸看着趴在张大山肩膀上的小玲。小姑娘正闭着眼睡觉，瘦削的小脸因为发烧而泛着异样的红色，两瓣薄薄的鼻翼随着呼吸起伏得越来越沉重，仿佛随时会停止似的……
于是她说：“这样，你们回急诊，先把小玲放到‘蓝房子’去。”
陈少玲一愣：“可是主任——”
“可是什么可是！”周芸打断她道，“向后转，到留观一病房去，该把小玲放到哪个床位，你知道的。”
陈少玲当然知道，就是因为知道，刚刚她才犹豫了一下。
在院领导的嘴里，急诊科总是“代表着医院形象”的门脸科室，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是一句当不得真的米汤话。任何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急诊科都是鸡肋，固然不可或缺，但因为风险大、成本高和纠纷多而让领导头疼，尤其医患矛盾，十有八九是发生在急诊科。而其他科室遇到床位不够、患儿难治，但家长要求医院必须接收施治的时候，一般都会让他们带着孩子“去急诊留观吧”，所以私下里大家都管急诊科叫“兜底儿科室”。也正因此，急诊科主任在任何医院，都是最难当的中层干部之一。偏偏周芸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靠的不仅仅是卓越的急救技术，还有基于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而产生的爱心、耐心和诚心，哪怕是最胡搅蛮缠的家长，也会被她对孩子病情细致入微的分析和坦白真诚的沟通所感动，最后带着孩子离开留观病房——在周芸的眼中，从来就没有什么难缠的家长，他们只是一群因为孩子生病而一起生病的大孩子，同样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安慰。
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来留观的孩子纯粹是因为贫困而被其他科室“推出来”的。
周芸有一个执念：孩子得了绝症，当医生的无计可施，已经是憾事痛事，但如果孩子的病有的治，却因为没钱而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那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这句话的前面可没说要先看患者的银行卡、支付宝或微信钱包里还有多少余额。所以，每每她遇到患了可以救治的疾病但家里掏不起治疗费的孩子被送来留观的时候，总会对巩绒说：“让孩子到‘蓝房子’住下吧！”——“蓝房子”指的是留观一病房用蓝色屏风隔开的那四个床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样的孩子患的不能是传染性疾病。
周芸“敢”这样做，靠的是医院给急诊科主任一条不成文的特权，俗称“绿通权”。
绿色通道人人皆知，是指为了抢救危重患者而开通的简化手续、方便快捷的救治通路；“绿通权”则是指对病情危重而又极端贫困的患者，急诊科主任可以先行救治，并跟医务处和主管医疗的副院长打报告，申请减免一部分医疗费用。问题在于，这样的“大病申请救助配额”是有一定限度的，公立医院靠财政拨款，如果每个患者都因为穷就可以看病不花钱，全国医疗系统欠的债恐怕把裤子当了也还不起，所以院领导对周芸的做法意见很大，旁敲侧击地给过她不少压力。从理性的角度，周芸当然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但让她见死不救，她又万万做不到。因此，当市电视台记者、外号叫“大傻杨”的杨兵乐呵呵地来找她，表示要把“蓝房子”的事情拍摄成新闻在本市健康频道播报时，被她直接轰出了办公室。
对这一切，陈少玲是心知肚明的，但现在主任给了她一个救治女儿的机会，她又岂能不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于是她赶紧带着丈夫和女儿来到了留观一病房，当张大山用坚强有力的臂膀平平稳稳地将小玲放在“蓝房子”最里面那张病床上的时候，陈少玲清楚地看见一向粗粝的丈夫眼中泛起了泪光。
随着长春新碱、柔红霉素、左旋门冬酰胺酶、泼尼松等化疗药物的使用，坚强的小玲熬过了恶心、呕吐、腹泻、口腔糜烂等一系列副反应，病情有了明显的稳定和好转，为什么今天又突然恶化起来了呢？难道要更换更为强烈的化疗方案？可是那个纤弱的小小躯体，能承受得住更多、更痛苦的副反应吗？
正想到这里，电梯的门打开了。
电梯门的斜对面就是会议室，直到这时，她才想道：究竟高副院长要找我做什么？
不知怎么的，刚才巩绒对自己说的那句意义不明的话突然浮上了脑海——
“我说你啊，你就不能抬头看看四周围。”
推开会议室的门，她看到乳白色长桌的对面坐了四个人，除了高副院长之外，还有人事科科长和纪检办主任，以及一个她没想到的人：市卫生局副局长蔡衡。这个规格足以显示今天会议的重要性，只是此前自己怎么一点儿风声也没听到？而且——平日里总吊着一张脸的纪检办主任就不必说了，一向和蔼可亲的高副院长和一口一个“周姐”的人事科科长，脸上的表情怎么也都分外严肃？
到底出什么事了？
“周芸，你坐。”高副院长伸了伸手，示意她在对面落座。
坐下后，望着对面的四个人，她突然有一种被审判的感觉，这让她很不舒服。
高副院长先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蔡衡，然后对她说：“周芸同志，我今天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话的，主要想向你了解两件事。第一件事，急诊科护士李河清被杀的案件发生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想知道，在科室建设方面，你对医护人员的安全问题平时有没有进行过教育，对相关的规章制度有没有组织大家进行过学习？”
瞬时间，眼前铺开了一片暗红色。
五短身材的李河清，上半身趴在picu门外的值班台上，半闭的眼皮里已经没有一丝光芒。她短粗的脖子上豁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好像咧开了一张红通通的嘴巴，伴随着她身体的微微抽搐，血液汩汩地流出，在她紧贴台面的腮帮子下面聚起了一片黏稠得发亮的血泊……
“周芸，周芸！”高副院长叫了两声，才把她拉回了现实世界。
她定了定神，慢慢地说：“在安全教育和相关规章制度的学习方面，急诊科跟其他科室一样，是跟着医院走的。因为平时工作过于繁忙，特别是搬迁开始后，更显繁重，所以急诊科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组织专门的学习。另外我得承认，由于医院的安保工作由保卫科主抓，所以我确实对院内安全存在着思想麻痹和疏忽大意的问题。”
这番话说得很厉害，看似承认了自己的工作失职，实际上却指出：院内出了安全问题，不应该由我这个急诊科主任承担主要责任。
蔡衡的鼻子里轻轻一嗤：“保卫科主抓不假，可他们说，你们科唯一的保安王喜那段时间请假回家，是你批的假。”
周芸点点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去奔丧。”
“我听说，出事那天，本来应该是另一位护士袁水茹在picu门口值班，但是你中午临时做主，让袁水茹跟你一起陪杨兵吃饭，换李河清代班，这是怎么回事？”高副院长问。
周芸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袁水茹是我的表妹，一把年纪了还没有对象，我一直想把他介绍给杨兵，那天杨兵来医院拍摄新闻，照习惯，本来中午也应该招待他吃顿饭，我就带着袁水茹一起去了。”
“也就是说，这起案件中，本来死的应该是你的表妹，而不是李河清？”蔡衡说。
“我想，每一个医护人员的遇害，都不适合用‘应该’二字来描述吧。”周芸说。
蔡衡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用圆珠笔在一个很大很厚的记录本上划拉了几下，继续说：“我听说你和李河清的关系很不好？”
“我是科主任，对急诊科医护人员存在的任何工作不认真的现象，都是严肃批评的，我认为这不牵涉私人关系的好坏，何况人已经去世了，我不想再说更多。”
蔡衡一笑：“好吧——那么杨兵呢，说说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周芸有些生气：“蔡局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传闻，咱们这位杨大记者好像一直对你有着超出工作关系之外的好感……然后你又把表妹介绍给他，这个似乎说不大通啊。”
“蔡局长，我认为你关注的重点，也超出了你应有的工作职责。”周芸毫不客气地说。
蔡衡又是一笑，对着一脸尴尬的高副院长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发问。但高副院长显然为难起来，沉吟了片刻才慢慢地对周芸说：“我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情是：你对你们科的收支情况是否掌握？”
因为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来由，所以周芸犹豫了一下才说：“我是科主任，科室的收支情况我大致是掌握的，但涉及具体数字，还要请财务处的同志帮忙核实——”
蔡衡截住她的话头说：“最近半年来，你们急诊科的超支情况非常严重，这是怎么回事？”
周芸知道这位蔡副局长的工作履历，知道他在就任这一岗位前是与医疗工作毫不相关的市体育局训练处处长，所以上任后，对医疗口经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纯属外行的发言和指示，比如让骨科医院在住院患者中推广八段锦，针对体检中检出宫颈糜烂病例增多的现象要求妇产科医生对患者加强德育，跟神经内科医生座谈时让他们关注精神病患者的居家疗养问题……一时间在业内传为笑谈。她只能给他耐心解释：“儿科急诊主要应对的是危重症患儿，所以采取‘抢救第一’的原则，在成本控制方面，有时是不计得失的。就说静脉输液这一项，简单地说成本有两项，一是输液器材，一是输液过程中的护理，但国家在医疗收费上规定的是打包收费，患者缴费，缴的只是耗材成本的钱，不算人力成本，这就导致输得越多，急诊赔得越多。再说耗材成本，其实也是入不敷出，比如用于治疗代谢性酸中毒的碳酸氢钠，在儿科急诊中属于常用的输液用药，十毫升一支的碳酸氢钠跟十毫升一支的蒸馏水配，家长缴费，给的就是这支碳酸氢钠和这支蒸馏水的钱，问题在于，配药必须选择无菌容器，怎么办？只能开一袋葡萄糖或生理盐水倒掉，用空袋子做容器，配好药后再装入输液袋——那袋葡萄糖或生理盐水的钱可没法跟家长要，像这种零零碎碎的‘隐形花费’，在急诊救治过程中多了去了，虽然单笔金额并不大，但凑在一起就容易导致急诊科严重超支。”
高副院长听她说得如此清晰明白，不禁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这些我当然知道——”蔡衡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说的超支严重可不止这么简单！”说着，他把用票夹夹着的厚厚一摞打印单据隔着桌子朝周芸推了过来。
单据划过桌面，“嚓啦”的一声。
周芸接过来一看，一下子就明白了蔡衡说的“超支严重”是什么——所有的单据都是住在“蓝房子”里的小患者们的医药开支，而这些动辄就成百上千元的开支上都有她的签名。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不知不觉间竟积聚成了这么大的一笔钱！
“这还仅仅是今年十二月份的单据……医院不是慈善机构，这个道理我相信你是清楚的，你利用手中的‘绿通权’，造成了医院账面上的巨额开销，你自己当然是博得了一个扶危济困、治病救人的好名声，但医院怎么办？谁来报销这笔钱？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蔡衡用两根手指头哐哐哐地点着桌子说。
周芸没有说话。
蔡衡乘胜追击：“还有小金库的问题——”
周芸一愣，抬起头来，满脸讶异。医院科室内部设立“小金库”，属于近年来公立医疗机构自纠自查的重点，但急诊科是出了名的“穷科”，既没有做手术的“红包”，也没有召开学术会议的药械商赞助，哪里会有什么小金库？
“别那么吃惊。”蔡衡嘲讽地说着，将一张纸递给了她，“你看看这个。”
周芸一看，可真的是吃了一惊，这是存放在自己办公电脑里的一张excel表，上面统计着一些获救患儿的家长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偷偷塞在她办公室门下面的感谢费，少的几百块钱，多的上千，因为找不到送款人是谁，她就把收到的时间、地点和金额详细登记在excel表上，将钱用于救助“蓝房子”里的贫困患儿的医疗支出。
问题在于，这个excel表是放在电脑的加密文件夹里的，除了自己和孙菲儿，没有人知道密码。
也就是说——
“我说你啊，你就不能抬头看看四周围。”
仿佛劈头泼来一盆冰水，周芸感到从头到脚都寒透了。她终于明白了巩绒的提醒是什么意思，当自己没日没夜地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时候，有人却在背后无声无息地收集着置她于死地的弹药。一种无比愤怒的情绪使她昂起头来说：“这笔钱，我跟财务处的同志打过招呼，又没有用于其他用途，怎么能算‘小金库’呢？”
高副院长对蔡衡说：“这笔钱的数额不大，又确实没有用于其他用途，蔡局长你看——”
“性质是一样的！按照规定：医院的部门、科室设立账外账，一律算作‘小金库’。”蔡衡板着脸，指了指那厚厚一摞打印单据，“‘小金库’的数额不算大，那么这笔费用呢？够大不够大？”
高副院长沉默了。
“多亏现在是年底，照规矩，医院一年的财务核算截至十一月底，所以十二月份的开销，可以计入明年的账面，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看看怎么把这笔钱打散后分解到各个月份的开支里。”蔡衡换了一副通融的口吻，看着周芸说，“那么，随着新区的落成和新院区搬迁工作的完成，我想问问你，你对旧院区急诊科的工作有什么构想，特别是那个‘蓝房子’，你打算怎么处理？”
周芸刚要说话，就听见高副院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这一声带有鲜明的提醒意味。
周芸明白高副院长的意思，对蔡衡这个问题怎样回答，将决定着下一步处理的轻重和她个人的命运。
“正确答案”她当然知道，但她认为那是不正确的。
于是她正视着蔡衡逼问的目光，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我还是坚持此前的意见和建议：第一，旧院区应该保留相当的医疗资源，以保证旧区孩子们的就医需求；第二，像‘蓝房子’这样救助贫困重症患儿的场所，在公立医院不仅要存在，而且应该长期存在下去。”
蔡衡笑了，那笑容中包含着“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回答”的得意：“那么钱呢？你有没有算过，不说全国，就说本市，每年假如有五十个这样的患儿，开销有多大，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说完他不容周芸分辩，偏过头对高副院长说，“你宣布一下吧。”
高副院长苦笑了一下，对周芸说：“周芸同志，鉴于你对急诊科收支情况没有综合掌握，造成严重超支，数额巨大，且在科室内设置小金库，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同时，你对急诊科的科室安全监管不力，对护士李河清遇害负有间接责任，经平州市儿童医院院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并报市卫生局批准，对你做出如下处理：免去你的急诊科主任一职，停止一切工作，听候组织下一步处理，由急诊科副主任陈光烈代行主任一职——你对这个处理决定有什么意见吗？”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已经接近三十六个小时没有睡觉的她，还是感到视线里一片模糊。她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