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昨天大清早，天都没亮，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具体几点问过了吗？”在旁边工作的乔先贵又加进来一句。
“问过了，可是他家没买钟，只能凭印象估个大概，说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澧县不哪里的。这么大早上的，黑灯瞎火，跑来乡下做什么？”
赵定尧问他，老汉有没有说对方长什么样子。
“他说长得倒是蛮漂亮呢，挺年轻的，短头发，看上去二十几岁，一点也不像坏人。哦，对了，老汉说她脖子上还戴一串念珠，可能是个信佛的人。后来又有几个村民见过她，大概是早上天亮了没多久，骑着单车往去年修好的张公庙大桥方向走了。”
赵定尧噘起嘴，望着土墙上嵩山少林寺的风景挂历想了几秒。他看着日期说这两天清明，没准就是一个赶早回老家挂青的人，不一定和案子有关系，问派出所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派出所所长说再就没有了，村主任倒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县里来的同志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别见怪！”他还是问了出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处理？”
赵定尧一愣，问他什么意思。
村主任的意思是，这家人一个都没了，亲戚又走得远，要怎么主理后事？
赵定尧搓了搓手，还真是个问题，这么放着确实也不是办法。
他想了想，替村主任出主意，可以村里先出点钱，简单点弄弄，然后通知他们那两个亲戚，谁愿意做主就来做。这家人虽然没几个钱，但不是还有个房子在吗？多少还算是点财产，谁尽好义务，谁就有遗产继承权。
“好！感谢您指点！”村主任紧绷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不过，要是那孩子回来了呢？”
“回来了先问亲戚养不养吧，这也是义务的一部分嘛，不愿意再说。县里有民政局，到时候可以带孩子去找他们。”赵定尧把头转向乔先贵，问：“先贵，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不好讲。”乔先贵扭动脖子，环视着屋内的人、物与某种肉眼不可见的悲凉感，抬头望着结满灰尘的木房梁和黑瓦片回答他，还要再看看。
赵定尧在背后叫了一声“先贵”，乔先贵转过身，看见他那身熨烫得笔挺的橄榄绿公安制服。
他问乔先贵怎么一上午没见到人，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乔先贵把手里的几张相片拿给他看，说昨天那个农药瓶子上的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认，大部分叠在一起了。但是刚刚给局里技术最过硬的“老神眼”同志瞧过，他判断药瓶上面的指纹应该来自两个人，一些指纹是大人的，和死者周友吉吻合；还有两枚比较清晰的，可以判断是小孩子的指纹，大概10到14岁。
“这应该是……”赵定尧想起来那对夫妇失踪小孩的名字，“周启森的吧？那小孩78年生的，不正好14岁？”
“对头，这个案子还是有些疑点。我昨天在现场，仔细检查了煎药壶和两个中药碗中的残留液，都有轻微的樟脑气味和乳油状特征，农药应该是下在煎药壶里再倒出来的，而不是直接放在哪一个人的药碗里。”
赵定尧“嗯”了一声，好像还没太明白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不管下药的人是谁，本身想毒死的就是夫妇两个。如果真像村民们以为的那样，田桂芳敲死了自己丈夫然后喝药自杀，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现在瓶子上连田桂芳的指纹也没有，我就更加觉得不像是她下的药了。”
“你觉得下药的是谁？”
“单看指纹，不就俩人吗？那小孩儿可能性太低了，我主要还是怀疑周友吉自己。”乔先贵分析，“这样倒是大部分线索都讲得通了。从动机来看，昨天那个村主任说田桂芳在修梅那边有个男人的传言一直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想和田桂芳一起喝药死掉。”
可他怎么又被田桂芳拿棒槌给敲死了？
“可能田桂芳喝着下了农药的中药，发现味道不对劲，和周友吉起了争执？然后失手拿棒槌敲死了他，惊慌失措地锁上门，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第二天还是因为农药中毒，慢慢发作死了。”
乔先贵对这个推论也不太自信，补了一句：“也许啊，我不敢肯定。昨天我看尸体，两个人肯定都喝了药，周友吉比田桂芳早死将近一天，都有点臭了。”
赵定尧疑惑的是，她一个女人，力气也没多大，怎么就拿个木棒槌把个大男人给敲死了？
“先贵，你说这周友吉真的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乔先贵告诉他，力气不大，但人的脑袋比较脆弱，敲没敲到关键位置区别很大。好比周友吉，太阳穴有伤，很容易瞬间晕厥昏迷，丧失反抗能力，多敲几下也能致死。但现在的问题是，那洗衣服的棒槌是木头的，也旧了，表面粗糙采不到指纹。虽说昨天现场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证，不过他还是认为，周友吉就是被田桂芳给敲死的。
赵定尧问没有物证，他是怎么下的判断。
乔先贵告诉他，周友吉总不能是自己敲死了自己。用反证法，就可以排除第三人在场的情况。
“第一，从凶器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谋杀。哪怕稍微准备一下，也会选个利索的凶器，而不是他们屋里洗衣的棒槌，太没杀伤力了。所以很明显，拿棒槌砸是临时起了杀意。
“第二，田桂芳在周友吉死后还活了那么久，如果有第三人，为什么要留她的活口？活这么久也说明，她中的有机磷毒剂量不大，没有严重到马上影响大脑和神经，应该完全是有意识、可以出去求救的，但她又为什么没有？鼓匠和邻居们撞开门的时候，发现屋里就锁着夫妻两人，如果当时有第三人进来杀了周友吉，难道田桂芳还帮他走后锁门？显然不可能。既然这些都讲不通，那敲死周友吉的，就只能是田桂芳了。”
赵定尧挠了挠警帽下的鬓角，夸他想得还挺仔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证法，还是容易忽略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人……”
“我晓得你想说谁。”乔先贵问他说的是不是村里传的田桂芳在修梅镇的那个相好。如果是一个和田桂芳有感情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杀了周友吉，田桂芳还帮他打掩护。
赵定尧点点头，乔先贵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非常小。
赵定尧追问为什么，乔先贵却推了下他的肩膀笑着反问他，是不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问，赵定尧显得不高兴了，仿佛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被人指责“不够工农阶级”“不够光荣”。
乔先贵指着公安局院墙下的那辆边三轮，让他看看上面的黄泥土：“你没在乡下住过就不知道，像昨天覆船村的那片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连条柏油路都没铺。
“那地方人口流动其实不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的陌生人是哪户的亲戚哪家的客，心里都非常清楚。真要是来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外人，那村民都跟防特务似的警惕。田桂芳在修梅镇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相好先不说，就算真有，我觉得他也没来过田桂芳家里。你还记得昨天村主任说的那个老汉早上起来解手遇到的女人吗？好几个村民都说见过她，还能讲出她离开村子的大概时间。田桂芳有相好的传言本来全村都知道，真要有个男人来找她，你觉得会没人注意？”
赵定尧双手叉腰，低头看着自己的黑皮鞋思考了一会儿，承认乔先贵讲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沉默了片刻，明显都心有所想。
赵定尧小声问乔先贵，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按他刚才说的，差不多找上面结案算了。毕竟局里最近还有一个影响极坏的入室抢劫枪击案没有破，犯人存在二次作案的可能，十分危险，任务重、压力大。
乔先贵点点头，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准备再去停弦渡镇上问一些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就结案算了。
“你还想去问什么事情？我骑边三轮带你去。”赵定尧立即表示。
乔先贵摆摆手，说昨天清明节都没闲着，今天局里好不容易给半天假去挂青祭祖，让他别耽搁了。
“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失踪的小孩周启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要搞清楚农药瓶子上他的指纹是怎么来的。我推测啊，很有可能，周友吉当时是指使儿子去买的农药，所以想去问问那边‘生资’[10]的人。”乔先贵指着边三轮旁边自己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说骑过去也快。
“那也有二十里路呢，”赵定尧劝他，“我觉得你想的也**不离十，没必要，干脆结案算了。”
乔先贵犹豫了一下，告诉赵定尧还是想去一趟，不然心里不踏实。
“你今天就不回老屋去，给祖人们挂个青吗？”赵定尧开玩笑说，“工作再积极，忘了祖人，小心他们发脾气不保佑你哦。”
乔先贵把手上的几张照片放进军绿色的帆布挎包，说自己老屋在澧县火连坡，一百多里路太远了，放半天假也不好回去，不如继续工作。
一路上，清风不停拂过耳朵，乔先贵哼起几首苏联小曲。骑车虽然比不上坐边三轮快，但也悠闲惬意。
穿过停弦渡镇口，他停好单车，整了整着装。
“您好，打扰一下，我临澧县公安局的，找你问点事。”
“问什么事哦？”生资的营业员放下报纸，打了个大哈欠。
“放心，不找你麻烦。我就想问问，你们这里卖不卖乐果农药[11]？如果卖，帮忙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1991年8月5号左右生产的？”
“等着啊。”
营业员起身在后边的货架上找了找，背对着他说：“还真是，这里的乐果农药，正好是去年8月5号生产的一批，益阳农药厂生产。”
和周家土屋里那瓶农药对上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友吉的？覆船村三组的。”乔先贵连忙问。
营业员摇头，说不认识。
“那……”乔先贵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最近有没有一个小孩来买过这种乐果农药？”
“这个我知道啊，有。不过是另一个营业员卖的，她今天挂青去了。”营业员说，“我当时就在旁边吃苞谷，还听到他们两个讨价还价呢。”
“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
“差不多，男孩儿。”
乔先贵表情有些急躁，问说了些什么是否还记得。
“一开始问他要买什么，他说要买敌敌畏。然后就给他说啊，敌敌畏两块两毛五分钱一瓶。他从口袋里面搜出几张钱，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就问他买来做什么的，他讲不出，又问是谁让他来买的，他说是他娘。又问他家买来做什么用途的，他说是种田的，我们就拿了乐果给他，说那估计是杀虫的，这个效果和敌敌畏差不多，便宜点，只要一块九毛五，他就买了。”
“他说是……他娘让他买的？还说他家是种田的？”这明显和那家人的情况不符，他家没有田。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一边讲，一边盯着墙上的蜘蛛看呢。”
乔先贵不敢相信，只好微张着嘴，上唇一角翘起，眉头紧皱，上翻眼珠，望着供销社低矮的天花板。
那些泛黄腻子上结着的蛛网残丝，好像离他特别遥远似的。
天很黑，但星星很亮，像是被谁零零散散抛撒在天上。
周启森走累了，坐在柏油公路旁一棵大杨树下休息。他一边找最亮的那颗星星，一边在想《水浒》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打书[12]匠说过，梁山泊那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是天上的星星下了凡。他就想，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是哪颗星星变的。
在他小时候，父亲周友吉出门去给丧葬的人家做打镲演奏的帮活，时常会把他也一起带上。
参加葬礼除了混一顿酒席好菜外，他最期待的是可以在夜里听打书。打书匠们拿着系了红绸缎的鼓槌，一边敲着一面小鼓，用抑扬顿挫的腔调，讲一整夜故事，陪守灵的人们打发时间，送亡者上路。村里最出名的打书匠拿手的故事有两类——身为小孩子的周启森不喜欢他讲那些秀才和小姐偷情的下流故事，就喜欢听他讲英雄名将与《水浒》好汉。
但因为大人的爱好和小孩子正好相反，打书匠更愿意讨好他们，往往就偷情讲得多，好汉讲得少。
《水浒》的好汉故事中经常死人，周启森如今不怕了，但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对于死人是非常害怕的。
起先是因为邻居大哥哥总给他讲述人死之后的恐怖，说尸体有怨气便会变成僵尸，从棺材里坐起来，变得力大无比，见到活人，就用又尖又长的指甲，戳烂他的喉咙。
后来6岁那年，父母带他参加亲戚的葬礼，他知道屋里有死人，吓得哇哇大哭，怎么也不肯进门。父母硬逼着他进去磕头，拼命反抗也没用，往外跑又被抓住揍了屁股拖回去，来来回回两三次。于是周启森看见那尸体躺在竹床上，脚下燃着一盏煤油灯，穿着黑色的布鞋、布裤和布衣裳，脸上盖着一块花手帕；手和脖子，凡是露出来的皮肤，都是惨白的，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明明心脏“咚咚”跳得好快，全身的热血都冲向脑门，却只感觉到浑身发冷。
两腿一阵温热过后，低头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尿了裤子。
明明是葬礼，灵堂边有人哭得那么伤心，他却听到门外有人在哈哈大笑，说一个小孩怕得尿了，喊别人快来看。父亲觉得他丢人，从那以后要是接到白事的帮活，便会带着他过去练胆。
于是，他开始同父亲一起出发，替父亲拿着铜镲或唢呐，去到那些有亲人过世的家里。奔丧、停灵、守灵、入棺、出殡、下葬，一般待上两三天才能回家。有时父亲接事的人家远，在别的镇上，事主家里下葬或者结钱拖沓了，他们也会像现在这样，在晚上，披星戴月走好几里路回家。
但周启森知道，如今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家了。
回想着那些葬礼，每次到场之后，父亲会去同其他共事的人一起演奏。周启森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主人家也会赏他一杯茶水。他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那些宾客进灵堂来，磕头、痛哭、叫喊、瞻仰，然后去外面的大棚入席吃饭，等着晚上守灵。
在夜深之前，宾客们的酒席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主人家也会招呼葬礼的支客士[13]、邻里帮手、道士和乐师吃饭，周启森便也跟着入席，吃些平常吃不到的好菜。碰上富有一点的人家，还有他最爱的辣椒炒肉丝可以吃，那是自家过年也难得吃上的美味。不过周启森总会注意到，有个同父亲一起做事的鼓匠，每次别人抢着夹肉丝的时候，他都不怎么动筷子。后来，也听到其他人问：“方鼓匠！为什么每次去红喜事的酒席，你那么爱吃肉，白喜事的酒席上却不吃？”
鼓匠朝着灵堂的方向看了两眼，说是因为有次听人讲过一件事，就再也不在白事上吃肉了。
别人问鼓匠是什么事，他就举着筷子告诉大家，1960年，在澧县如东那边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案。一个叫刘家远的农民，穷得揭不开锅，过年的时候杀了自己快要饿死的小孩，煮来吃了顿好肉，还声称“这辈子终于吃了一餐过瘾的肉”。
这件事情让鼓匠听得不舒服，从此以后，他就没了在葬礼上吃肉的胃口，因为离死人太近了。
虽然大人们都啧啧感叹，周启森也觉得害怕，但鼓匠这种通过联想产生的厌食感，却没能传染给他——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辣椒炒肉丝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父亲的练胆确实有效。见惯了几次死人之后，周启森也就不再恐惧了。死人并不会变成僵尸，长出尖长的指甲，戳破活人的喉咙，从来也没有把谁怎么样，哪里有什么可怕的呢？
去得多了，周启森对于葬礼这回事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上升到了对生死的感悟。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葬礼，除了主人家真正亲近的几个人外，那些远亲和邻居也会轮流来哭，但好像并不是真的那么伤心，哭完擦干眼泪就去吃饭了。等到晚上守夜，大家坐在烧着火盆的棚里，还会被打书匠的下流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而死人一动不动地睡在棺材里，任凭他们哭天抢地或者笑得喘不过气来，都不做任何回应。
以前关系还好的时候，父亲常常与周启森谈起自己的工作，说这份工作虽然地位不高，也不太挣钱，却很重要，让他不要小看自己。父亲讲人死后都会变成鬼魂，被牛头马面黑白无常押往地府重新投胎，但刚上路的时候他们总是留恋人间，舍不得走，所以，葬礼上才需要他们这些“渡亡人”来敲锣打鼓吹唢呐，送死者一程。
学校里的语文老师上课讲放牛娃小英雄王二小的时候，也讲到过生死，却和父亲的看法有很大出入。老师说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渐渐地，葬礼去得多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那些死人总是无限沉默于灯火通明的灵堂与悲喜交加的夜晚，让他在心底更愿意相信老师的说法。
“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上完初小[14]之后，周启森到镇上的完小读书。父亲去葬礼做事，就很少带上他了。
除非正巧周末，或者遇上学校放假，周启森还是愿意跟着父亲出去。
刚进完小的时候，周启森对自己未来的出路充满了信心，他央求父亲，如果自己成绩好，每次期中、期末考试能一直保持全班前五，就送自己去读初中。尽管父亲有所犹豫，但还是同意了。他也刻苦用功，努力抱紧自己的出路。这是完小的老师第一堂课上就告诉他的时代真理——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如果不想当一辈子农民，想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通过读书走出农村。
“你们要读初中、读高中，还要读大学，读书是农村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周启森喜欢读书，语文和数学，他都喜欢。但他也喜欢很多别的事情：帮娘亲上山捡柴火和松针，和邻居伙伴去河边的石头里翻螃蟹抓乌龟，一起去河中捕鱼……但最喜欢的事情，他谁也没有告诉过——还是陪同父亲去各种各样的葬礼。
他喜欢观察人们对于亲友逝世的反应，喜欢混点肉丝吃，更喜欢陪着人们一起守灵，听一整夜的打书。
然而如今，这些记忆已经变得遥远。
周启森没有机会再从跟随父亲见死人的经历中获得这些享受，是从1990年开始的。
1990年新年之后，父亲出门做事，便再也没有带过他。
风把柏油公路边的狗尾草丛吹动，坐在树下感觉到冷，他紧了紧衣服，想到这个家也是从那时开始瓦解的——那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
大年初三，一家人坐慢慢游[15]去叔叔家拜年。虽说父母因为过年没有买新衣服的事情争吵了一路，但周启森仍然很期待。
周启森喜欢去叔叔家拜年。叔叔不仅家里条件好，有鸡有鱼还有肉，而且大方，每次会给他两份压岁钱：一份多一些，是父母知道的，回家了会被要求“交公保管”；另一份少一些，是叔叔悄悄给的，让他自己留着买点东西吃，这也是周启森一年到头，唯一能拿到零花钱的日子。
那天午饭间，一个表亲伯伯喝醉了酒，周启森的娘亲正想好心帮他盛点饭吃，却被他拉住了手。
表亲伯伯问娘亲，最近是不是经常去修梅那边。
周启森呆呆地看着两人，没等娘亲回答，表亲伯伯忽然借着醉意大声告诉亲戚们，听人说娘亲在修梅镇那边和别的男人玩得好，问娘亲是不是真的。
娘亲骂表亲伯伯胡说八道，表亲伯伯却不依不饶，指着父亲鼻子笑他不上进、挣不到钱，屋里姑娘都快玩丢了，搞些什么名堂。
周启森不知该做什么反应，就看向父亲，只见父亲从脑袋到脖子都红成了酱色，腮帮子鼓着气，眼睛瞪得像一头牛。
周启森以为也喝了挺多酒的父亲会动手，甚至暗暗希望父亲动手，狠狠擂这伯伯一拳，扇他的臭嘴。但父亲只是紧紧攥着自己放在饭桌上的拳头，一言不发。
周启森气不过了，想要亲自骂那个表亲伯伯，却被婶婶拉到一边，让他大过年的别跟一个酒醉佬吵。
后来伯伯被亲戚们数落着赔了礼道了歉，称自己是喝多了胡言乱语，父亲才渐渐松了手，闷声吃菜喝酒。
周启森记得打书匠口中那些偷情的下流故事，纵使情节千回百转，最后不知怎么一定会以悲剧收场。他疑惑的是，明明大人们在听的时候，都笑得很开心呀！
这时他清楚地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尾没有骗人——娘亲在外面偷男子汉的消息，让这个本身就紧绷的家庭彻底崩溃了。
那天晚上从叔叔家回去，父母在邻居家的声声炮竹中，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尽管吵架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也曾摔过东西、出过手脚，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亲揪着娘亲的头发往墙上撞，大声辱骂。
“通你的娘的！你不要脸！你不要脸！”
娘亲也不甘示弱，一边用脚尖踢父亲的小腿，一边回骂。
“我通你的娘！生了你这个疯子！”
周启森站在一边，轻声地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却只得到父亲的迁怒。父亲翻手给了他一巴掌，抄起手边洗衣的棒槌，说要把他们mǔ_zǐ俩一起敲死算了。
那棒槌在周启森的身上砸了两下，又砸向娘亲。煤油灯在八仙桌上静静燃烧，照得他们的影子晃来晃去，像是在演皮影戏。
这是周启森第一次发觉“死”这个字和自己放在一起，有多吓人。
他忽然很害怕父亲真的要把自己敲死，禁不住浑身发抖，大哭起来。父亲听到他哭，又来拿棒槌揍他，叫他不准哭。
“跟你娘一样没用！你还不嫌她丢人是吧！”
这时娘亲却吼着，让他继续哭。
“给老子哭！哭得越大声越好！让隔壁左右都晓得，你爹是个鬼疯子！自己没点批本事，穷得快死！就会在家打女人和小儿！”
父亲又准备去揍她，却真的听到有人来敲门了。
“友吉啊，友吉？”
“哪个？”父亲压抑着怒火问。
“友吉啊，”邻居隔着门劝说，“你不要这么搞，大过年的！桂芳嫁给你也不容易，夫妻之间有什么事好商量。你实在不听，我去村委会找方书记来了哦。”
周启森现在回想，邻居也是个聪明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旦村支书出面协调，这桩丑事全村人就都知道了。父亲好面子，丢不起这个人，只得慢慢丢出去一句：“好，没事，不吵了。”
父亲也不是在骗人，确实没吵了。
这夜，一家三口没再多说一句话。
周启森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娘亲还坐在原来的位置，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没有光彩，一动不动盯着门口。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昨夜屋外竟下起了雪，地上苍白一片，干净又整洁。
mǔ_zǐ俩就这么呆呆地坐着，很久很久。
雪花轻轻飘了一整天，落在地上越积越厚，没有脚印。
好像从没有人离开，也没有人回来过。
现在，周启森觉得自己不能一直坐了，得继续上路。
他撑着杨树站立起来，手压着粗糙的树皮有些疼。打算走去哪里？他的计划是到少林寺出家。
家里的挂历上写着，少林寺在河南的嵩山。所以他准备一直向北，穿过湖南和湖北。他弄不清楚那么多陌生城市的名字，但又觉得没关系，自己只要跟着北斗七星的方向走，就总会到达少林寺的佛门。
他甚至想好了，怎么在寺前久跪三天，来通过老方丈的考验；想好了如何交代自己出家的原因，他打算告诉方丈，自己本来是想成为梁山好汉的，但是梁山泊已经不在了，如今只能投靠少林。他也知道少林与世无争，佛门清净，必先放下屠刀，方可立地成佛。
他明白需要先诚心坦白罪过，才能丢掉旧的名字，得到新的法号，重生成为好人。
这些都是喜欢看连环画的同学给他讲的。他已经下定决心，到了少林寺，就把自己杀害父母的所有罪过告诉方丈。
这些罪过该从哪里说起？周启森一边走，一边回想这个问题。
自父亲大雪那天回来之后，周启森已经习惯了他越来越频繁的醉酒和越来越凶狠的打骂。从扫帚抽到椅子砸，从屁股疼到胳膊腿脚伤再到鼻青脸肿，有时候伤在娘亲身上，有时候伤在周启森身上，一开始娘亲还会在他挨打的时候过来护着他，次数多了，也懒得护了，反正都要挨打。
周启森整天提着心吊着胆，害怕回家又闻到酒味，又要疼。但后来疼了好，好了又疼，到最后其实也就不那么疼了。
有一天，他感觉自己“顿悟”了一个其他小孩都不知道的秘密：挨打能有多疼呢？最多也就是被打死。但是他在葬礼上看了太多的死，再清楚不过——人死了就是没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了百了。
周启森几乎是在想通这个道理的刹那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命其实很轻，轻得就像水，可以非常随意。
他当然也希望父亲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家回到从前的样子，等自己长大成人了孝敬他们，这最好不过。但如果改变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是父亲，自己是儿子，哪怕被他打死……甚至，一段时间以来，周启森总会忽然想起方鼓匠，想起他在酒席上说的那个1960年澧县如东杀了孩子煮来吃的刘家远。他想，无论如何，父母有养育之恩，如果是在饥荒的年代，子女也许不应该有太多的怨言。
这天，周启森回到家，难得见到父亲没有喝酒，正在堂屋整理他的拉网，可能是准备去捕点鱼。
他走到热水瓶那边，主动给父亲的搪瓷杯添了茶，恭恭敬敬端给父亲喝。
“今天在村一组遇到姚老师了，他一直还记得我聪明、成绩好。”周启森随口一说，本是想让父亲开心一下，“他让我给你讲，现在可以出点钱送我读初中，再考高中，将来读书出来有出息了，带你们过好日子。”
父亲面无表情，只是淡淡回了他几个字：“老子有钱也不出。”
周启森愣了一下，然后垂着脑袋知趣地走开了。
虽然他知道家里没钱，父亲好像也说得轻松，没发什么脾气，但这句话却让他的泪水瞬间就涌了出来，开始在眼睛里打转，止都止不住。他冲回自己的房间，把头埋在充满受潮稻草气味的烂枕头下，哭得天旋地转。
他才14岁，一边哭一边想上学时学过的那些课文，想找出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解释父亲表现出来的这种令人绝望的冷漠，最后他想到的是“抛弃”。
虽然大家还在一个屋子里住着，但父亲已经抛弃了这个家，抛弃了自己。周启森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自己连死都不怕了，却会害怕被父亲抛弃？这些在头脑里难以想通的问题，让时间流得很慢，他记起过往的点点滴滴，只觉得好恨。
过了不久，房外的父母不知为何又争吵起来，父亲没有喝酒，讲话却比醉酒时还要难听。
“你生的那个小杂种，今天还给我说想让老子出钱让他读初中！你说好笑不好笑？晓得你是和哪个野男人生的这个小杂种，还让老子帮你养这么大，老子真是瞎了眼。”
“你积点口德！周友吉！嘴巴长了蛆吗？”
“我讲错了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别的男人搞的时候怎么不积德呢？你不要以为老子不晓得，你敢做不敢当啊？那个小杂种到底是谁的？”
“是狗的！老子和狗杂种生下的小狗杂种！”
“真的下贱！你那个小杂种和你一样下贱！还想骗老子白养他！你怎么不带他去找他亲爹呢！修梅的那个狗杂种，你还不想承认吗？”
“老子承认啊！老子就是和狗生出来的狗哇！狗还读什么初中哦？活得像条狗就不错了，你周家世世代代都是穷狗的命！真的是瞎了我的眼，当初怎么就遇到了你！”
……
这场对骂持续了很久，周启森咬紧牙听着，一开始是伤心，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伤心转变成了愤怒。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被夫妇二人这样来回羞辱？这娘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竟然一直把自己当狗看！他忽然生气极了，把牙齿咬得“咯咯”发响，从没想过自己在这个家里原来是猪狗不如！他想起打书匠讲《水浒》中的“风雪山神庙”，这夫妇二人真是奸恶的小人露了真面目啊！而自己是受辱的林冲，要是手里有那酒葫芦长枪，非得出去剜了他们的心不可！隔着一扇门，父母的辱骂还在继续，周启森在自己房里翻箱倒柜，却连一把剪刀也没找到。
没关系，周启森想到，硬来没有胜算，那不如就“智取生辰纲”，给他们下敌敌畏！他翻开床铺的稻草，拿出一坨棉布手帕，小心翼翼展开来。那是往年拜年，叔叔悄悄给的压岁钱，他一直没怎么舍得用，数了数，竟然也有二十块了。
他狠狠咬着自己的臼齿，嘴里好像都冒出了石头撞击时会有的怪煳味。
那好啊！明天就到镇上买药去！
现在还剩十七块八毛，他把钱拿出来数了数，又塞回裤兜继续走，腿有点酸了。
走到嵩山少林寺，一路上需要多少钱做盘缠？他不知道，但是肯定得非常节省才行，毕竟一瓶农药，就花掉了一块九毛五。
他记着自己是下午7点离家出走的。
往父母煨在灶边的中药里倒了半瓶农药，回房把旧旧的军书包挎在肩上，就出门了。
这漆黑的夜里，还在一直沿着公路前行的，除了周启森已经没有别人了，偶尔有一辆卡车或者拖拉机经过。再走一阵，他的解放鞋里全是汗，又滑又紧，脚也开始烧疼。他记得大概穿过了两三座桥、很多田地，又经历了一些看上去和停弦渡差不多大小的乡镇，终于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有在农村从没见过的高楼房，电线连着整齐的电线杆和路灯，水泥马路平整又宽敞，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到了荆州。
他看过同学家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如果一直向北，最先到达的大城市，就是湖北的荆州市。
开始体会到辛苦了，原来一直走路是这么累，都快走了一晚上才到荆州啊。按照这样的速度，也许一个星期不停地走，才能走到嵩山少林寺。不过他又劝自己先别气馁，总能想出来一些别的办法。荆州是个市，和管辖临澧县的常德市一样，是个大地方，应该也会有汽车站吧？
坐汽车过去少林寺，不知道要多少钱，手上的这些够不够？自己是未成年人，可不可以买票？他都不懂。
但是可以不耻下问！他突然想，《水浒》里那些好汉当年走南闯北，可不仅凭着一双腿脚，也还是凭着聪明的头脑。
他又抬起头，想再去看天上那些星星，找它们借一点前行的动力，却看到一块挂在路灯下的铁牌，上面白底红字写着：“常德澧县欢迎您！”
澧县只是临澧县的隔壁县。
周启森有点眼冒金花，差点没站稳，简直尝到了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却发现路尽头的肉柱子是佛祖手指时的那种滋味。
他在朋友家的中国地图上悄悄比画过。从临澧县到河南嵩山，大约是他小臂那么长的距离，有500多公里；到他的第一个小目的地湖北荆州市，差不多是食指的长度，在100公里左右；到澧县有多远呢？差不多一粒大米就够了，10多公里的样子。况且停弦渡还是直接与澧县接壤的乡镇，只隔了一座去年刚修好不久的张公庙大桥。
这样下去，走到荆州都得好几天，嵩山少林寺突然变得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了。
周启森虽然还在继续往前走，但意志消沉之后，不只脚疼，肚子也开始饿了。这县城的深夜，到处都是房子，却不见半个人影，安静得让他害怕，几声响亮的狗叫突然传来，他哆嗦着弯下腰，喘着粗气躲进一条小巷。他从小在农村就怕狗，一边喘气一边快步往小巷中走。偌大的县城中是大片的黑暗，小巷里几乎家家都熄了灯，但仍有一扇窗户还亮着光。他走过去趴在窗台上悄悄往里面看，只见到那昏黄的电灯泡下，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
菩萨抱着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孩，慈眼低垂，仿佛是在看小孩，又好像是在看向他。周启森腿脚一软，便跪在窗前，开始忏悔，嘴里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轻喊“菩萨啊，救救我！”。喊着喊着，他终于撑不住了，开始哭起来，哭得泪眼模糊。
“小孩，你怎么了？”
窗里传出菩萨若有似无的细微声音。周启森不停抹着眼泪，什么也看不清，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到了显灵的声音，又或者是自己的幻觉，他不敢放过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号啕大哭着回应道：“让我回去吧！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啊！我不是故意给他们下农药的，我后悔了！菩萨！菩萨！救救我！把这些变回去！”
“你给谁下了农药？”
“我的爸爸妈妈……是他们太歹毒了，真的对我太歹毒了……”
“你是哪里人？”
“我是临澧停弦渡的……”
周启森啜泣着，感到两只手轻轻抓住了他的胳膊，虽然鼻涕堵住了鼻子闻不出太多气味，却也能嗅到一点雪花霜的香气。
“你进屋里来。”不是电灯泡下的菩萨，是个年轻女人。
“我不是菩萨，是菩萨的信女。”
女人打开热水瓶，倒了杯温水给周启森：“你给我讲讲，你父母是怎么对你歹毒的。”
周启森抹干了眼泪，双手捧着水杯，才看清楚女人的长相。短发、漂亮、城里人的白衬衣，要不是胸前戴着一串念珠，真像是同学家墙上中国地图旁边挂历上的时髦美人。
“你讲呀！”
女人催促他，他吞下一口温热的水，把自己的一切慢慢讲了出来。
起初，周启森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自己是哪里人、家里是什么条件、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就讲不下去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们歹毒的？”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很歹毒，硬要逼我去看死人……”周启森带着哭腔说。
想到父亲逼自己看死人的事，记忆的闸门就被打开了，周启森的讲述慢慢开始流畅起来。
一路上的回想是一种记忆的练习。被迫去的葬礼、打书匠、《水浒》、不吃肉的鼓匠、怎么看待生与死、娘亲的偷情传闻、拜年回家的争吵、偷听到父母对自己的侮辱、买农药、下毒与出走……他事无巨细地讲，掏心掏肺地讲，这些事情憋在心里太久了，从来没有地方可以说出来。
“罪过……”
女人转动着手中念珠，嗟叹一声，然后站起身，让周启森跟过来。她递了三炷香给他，让他在菩萨面前拜一拜，诚心悔悟自己的罪过。周启森照做了。
“这么晚了，你从临澧走过来那么远，也累了，就先在我家睡吧。”
女人把周启森领进房间，说自己一个人住，只铺了一张床，让周启森就睡那张床。
周启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脱掉了外套和磨得破损的解放鞋，躺了上去。他实在是累了。和家里的煤油灯不一样，女人拉了门边的细线，白炽灯就灭了。周启森看着床头的鸳鸯浮雕，眼皮越来越沉，最后终于缓缓闭上。蒙眬中，他好像听到开门的响动和单车链条的声音。
他想睁眼看一看，她是不是真的走了，但实在是太疲倦，眼皮和身体，都不再听使唤，不能动弹。
这都是梦吗？不，如果是梦，他觉得自己醒过来，回到那样的家里，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做出这样的事。
她会不会是悄悄去找公安来抓自己了？那也罢了，大不了一死，死无非就是比疼更疼一点，反正也已经疼够了。再说，也许死了正好，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好汉，会不会变成一颗星星，回到天上……
第二天上午，阳光斜着从窗外进来，把他从沉睡中照醒。
他还是感觉很像梦，但那床头红漆的木雕鸳鸯、散发出淡淡雪花霜香味的枕头让他清楚，这是真的。
很快，他被门外飘来的另外一种香气所吸引。
“小孩，吃早饭了。”
女人端了一只青花鲤鱼戏莲叶的白瓷碗进来，碗中插着白瓷汤匙。
那是猪油的香气，女人为他煮了两个白水荷包蛋，只是放了些盐和酱油调味，撒上葱花，舀了勺猪油随汤匙一起浸入热汤之中。
周启森吃得连一滴汤都不剩，甚至不停用舌头去舔碗底的咸味。
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一顿，以往所有宴席上的大菜都不能比。
“先贵！先贵！”
1992年夏末的临澧县公安局，骄阳把一切都照得发白。乔先贵转过身，大厅外台阶的蓝色瓷砖是白的，地面的灰色水泥是白的，车棚的绿色棚顶也被晒成了晃眼的白色。
边三轮的引擎声熄灭，赵定尧把钥匙扣在皮带边，朝着乔先贵小跑过来。
他看起来热极了，灰绿色的夏季警服胸前，浸着大片的汗渍。倒是那一颗颗铜纽扣，在正午的太阳下金光闪闪。蓝底红边，里面印着红五星、黄长城、白色“公安”字样的袖章，也仍是干干净净的。
“你就不能讲究点？这么好看的警服，怎么老是被你穿得松松垮垮，邋遢相，不威武。”赵定尧向来注意形象，见到乔先贵衬衣的下摆都不塞进裤子里收好，就总爱批评两句。
“我刚去‘一完小’那边搞完事回来，太热了就管不了那么多。”
“搞什么事？”
“几个混混在一家小餐馆里面打架。他们拿铁棍搞的，搞成了重伤，现场到处都是血。有两个人送医院去了，有一个伤得很重，不晓得还救不救得回来。”
“那就要看他命大不大了，打架能有什么好下场……”
赵定尧叹了一句，说自己刚从澧县公安局回来，上次联合侦办的抢劫案，给他们送了点材料过去。
乔先贵问是哪个抢劫案，赵定尧告诉他就是去年年底的摩托飞车抢劫案。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两个年轻人，在临澧、澧县、津市一带流窜作案，骑着摩托车搞抢劫。一个人骑车，另一个坐在后面，专门看准了那些有钱的女人下手。不是抢她们的包，就是扯她们的金项链和金耳环。摩托车速度快，人力气也大，好几个女人摔在地上差点骨折不说，有的老太太耳环被扯掉时耳朵肉都被扯下来了，鲜血直流，只可惜仍然没有抓到那两个畜生。
乔先贵说听着都疼，怪作孽的。赵定尧撇撇嘴说好在最近消停了，就是不知道等到了年关，会不会又出来作案。
“不管今后作不作案，还是要赶紧把人抓住的，得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乔先贵说，等自己手头的事忙完了，也要来跟一跟这个案子。
“你？有空了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眼圈都黑得跟个国宝熊猫似的了！”赵定尧拍着他的肩膀揶揄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你还记得我们清明节办的那个事吗？停弦渡覆船村那对吵架后喝药的夫妻？”
“当然记得。”乔先贵问他怎么了。
“他们不是有个离家出走的小孩？澧县公安那边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上个星期被澧县的一个女人登记领养了，运气好呢！”
“哦？”乔先贵面露诧异。
“澧县公安的人说那姑娘家条件不错，人也很好，就是婚姻不太好。她结婚后很久都怀不上孩子，男人就悄悄和别的女人好上了。男人和别的女人好的时候呢，她又怀了孕，生了个女儿，事情发生后，两人离了婚，男人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跑了……”赵定尧说完，又开始了他的老生常谈，批评如今90年代真是大退步，男人们都开始学国外的那种歪风邪气，讲究风流潇洒，不愿再负责任，所以社会上混账越来越多，好男子汉越来越少。
“停弦渡那个案子啊，我其实……总觉得还有点不太清白。”乔先贵喃喃自语，陷入思考，好像并没有听进赵定尧说的话。
“先贵啊，你有时候就是太轴了。你手上的事情这么多，一年到头不给自己放个假，都累成什么样了？”赵定尧赶紧让他打住，“这个事情已经结案了，你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但是……”乔先贵的疑虑仍在发酵。
“但是什么但是？90年代有你这样责任心太强的人，我看也不行！现在这个结果是最好的，”赵定尧劝他多想想，“那孩子在澧县县城，不比在农村那样不幸的家庭里面好多了？没准以后还能成个人才，对他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你说有几个农村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得到这种条件，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吧，你讲得也有道理……”乔先贵轻轻点头，“那就算了吧。”
一阵风吹过来，吹出干燥的沙土灰尘的味道，男人用手掌揉揉眼睛，愈发显得疲惫。
女人打开门缝，只见一位穿橄榄绿制服的公安正扶着自行车把，大拇指正在扳动车铃。
“您好，我是临澧公安局的。我叫乔先贵，请问这里是不是崔静莲家？”
“是啊。”女人只露出半张脸，身体依然藏在门后，平静地回答他。
“你就是崔静莲？”
女人打量着他，点点头。
乔先贵问她上上个星期，是不是登记收养了一个临澧县停弦渡镇覆船村的小孩，名字叫周启森。
“对啊。”崔静莲把门拉开，乔先贵才发现她挺漂亮的，披肩的长发垂在干净整洁的墨绿色连衣裙上，要是笑一笑，应该是个美人，但她完全没有表情，太过冷淡了。
乔先贵想不出一种形容，但他想起不少在工作中见过的死人脸。他暗暗觉得要是他们可以睁开眼与人交谈，也许就是这副样子。
“我可以进去吗？”乔先贵把单车一推，停在门边，把帆布包挎在肩上。
崔静莲让他进屋来，问他有什么事。
“哎呀，你就是周启森吧？”
乔先贵第一次看到周启森的时候，他正坐在缝纫机前看书，双脚轻轻来回踩着踏板，好像觉得那很好玩。
窗外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照进来，照在他剪得整齐的平头上，透出棕亮的颜色，也把他白白的的确良衬衣照得通透、干净。这哪里像是农村出来的小孩？他这么恰如其分地待在这个可以称之为“小康”的县城住所里，没有任何不妥。
乔先贵不禁低下头看自己的腰，制服的下摆又忘了塞进裤子里，反倒显得一副邋遢相。
“周启森是他以前的名字，”崔静莲对乔先贵强调，“他现在改名了，叫崔远，跟我姓了。”
周启森转过头，小孩子的眼睛终究还是藏不住东西，惊恐和警惕在他绷紧的脸上表现出来。
“好，崔远。”
乔先贵一边从帆布包里掏出他的海鸥牌照相机，一边解释，“是这样的，你们澧县这边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是我们临澧也要走一些手续。我先给你们拍张照，好吧？”
崔静莲走到崔远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看着乔先贵问是要分开照还是合照。
乔先贵说，那就合照吧，举起相机，等他们站好看向这边，拍了一张。虽然他没有说“笑一个”，但在按下快门的刹那，取景器里的两人却都像本能似的，露出了亲生mǔ_zǐ一般腼腆但自然的微笑。
如乔先贵料想的那样，崔静莲笑起来的样子挺动人的。
乔先贵把海鸥相机收进帆布包，又拿出黑色的指纹捺印盒和一张白色的卡纸，走过去放在缝纫机台上。
“还要登记一下小孩的指纹。”
崔远乖乖伸出双手，乔先贵不声不响地给他的每个手指都涂上油墨，然后将指纹一一按捺在卡纸上。
“我的指纹要吗？”
崔静莲直勾勾地看着乔先贵的眼睛，乔先贵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不好意思。
“啊，就不用了。”
他把工具整理好，收进自己的帆布包，又拿出钢笔和记事本，“我们聊一下就可以。你收养了这个小孩，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那天去长沙办事，在街上遇到他。看到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很遭孽的样子，听他讲话又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就问了他情况。他说他是临澧人，父母总是虐待他，他被他爹赶出来，离家出走跑到长沙，我们就遇到了。”
“具体是哪一天还记得吗？”
“4月7号，清明节过了几天。”
乔先贵一边站着书写，一边问崔远是哪天出门的。
“4月1号晚上，清明节前几天。”
“为什么要去长沙？”
崔远小心翼翼地说他本来想去深圳的，就一直往南边走。走了三四天，身上的钱用完了，发现才只到长沙，都没有出湖南，觉得走不动了，就在长沙落脚了。
“又是为什么想去深圳呢？你有亲戚在那边？”
“没有。”
乔先贵抬起头看，崔远的眼神一直在闪躲。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就想去看看海。再又听说深圳打工可以挣钱，我也想挣钱，有钱了就不用受欺负了。”
乔先贵不为所动，问他走到长沙，中间经过了哪些地方还记不记得。
崔远称反正就一路往南边和东边走。到过常德、汉寿、益阳和宁乡，再就到长沙了。
“你身上应该没什么钱吧？路上吃的什么？”
“我叔叔过年都给我一点压岁钱，我一直存着，饿了就买点馒头吃。”
“哪天到的长沙？”
“4月5号晚上。”
“你的……亲生父母分别是4月2号晚上、4月3号上午过世的，这两天你在什么地方？”
“记不清了，应该是走到了常德和汉寿。”
崔远每次说完话，都要闭紧嘴。
“关于他们的事，你知道些什么吗？”
乔先贵忽然发问，小孩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不要慌啊，我就随便问你几个问题。”
“是啊，”崔静莲也在一边跟着说，“这有什么好慌的？”
乔先贵问崔远有没有听说父母是怎么死的。
崔远很小声地回答，说喝药死的。
“可是你家又不务农，农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崔远说是他买的。
“你买的？”乔先贵惊讶于这小孩如此坦白。
“是我爹让我去停弦渡镇上的生产资料供销社买的。买完回去的那天晚上，他就把我赶出家门了。”崔远说。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买农药干吗的？你娘知道农药的事吗？”
“没有说，”小孩看着自己的喇叭牛仔裤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娘知不知道，那天她不在家，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说实话啊，当时我们发现农药瓶子上有你爹的指纹，还有一些小孩子的指纹，我们就想到，很有可能是你的指纹。”乔先贵照直说了，“所以呢，我后来也去你们镇上的生资社问过了。那边的销售员还记得你，她说你当时给她讲，农药是你娘让你买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崔远说那是她听错了，自己明明给她说是爹让买的。
“她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乔先贵追问。
“她听错了，我告诉她是我爹让买的。”崔远身体有些向后闪躲，小声重复了一遍。
“好。”乔先贵说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把农药买回去之后，有没有看到你爹把它放哪里了？”
“我不知道，不记得了。”小孩越来越紧张了。
“不知道吗？”乔先贵告诉他，“我们是在你的房间里，发现的农药瓶子。”
崔远咬紧了嘴唇，不再说话，慢慢看向崔静莲。
“他爹想和他娘一起喝药死呗，下药的时候又不想让他娘看见，就躲在他的房间里去悄悄下药了。你问他这么多干什么？他又不在场，怎么可能知道？再怎么说也是亲生父母，他一个小孩，你这样一直问是什么意思？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原本脸色冷淡的崔静莲，忽然变成了护崽的暴躁母鸡，眼神锐利，咄咄逼人。乔先贵赶紧合上笔记本，试图安抚她的情绪。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您别这么大火气。”
“他父母的事情，你们不是已经结案了吗？村里做主把他们家房子都给分了，一块土砖、一片烂瓦都没有留给他，现在还有什么没弄清楚的？”
“弄清楚他们的死，对崔远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我想弄清楚这件事，不是为了给去世的谁讨公道，而是对这些还在世的人负责。”
“那你们怎么不给我主持公道啊？把我的女儿找到还给我啊！”
一旦牵扯到别的事，就没完没了了。乔先贵说这事不归他负责，但可以帮忙去打听打听。崔静莲知道他打听了也没什么用，板着脸不为所动。
“好好好，”乔先贵把本子重新打开，“那我现在不问他了，问问你可以吧？”
“你想问什么？”崔静莲轻轻拍拍崔远的肩膀，抚慰他。
“我想问问，你是哪一天去的长沙？你说去那边办事，是办什么事？”乔先贵调整了自己的站姿，把正对着崔远的身子转向崔静莲。
“我去长沙？是4月6号，从津市坐船去的。”崔静莲第一句话还在故作镇定。
“我去年离过婚，前夫那个畜生因为我迟迟怀不上孩子，和别的女人好了。后来我给他生了个女儿才知道，他们一家人都是畜生，都知道他在外面找女人，还都帮他瞒着我。我和他离了婚，那段时间压力大，精神也出了点问题，他们那家畜生劝我为孩子着想，让我答应把女儿……”
正说着，一滴眼泪猝不及防滑向下巴，她哽咽了。
“我心里软，为了孩子的成长着想，我答应了女儿断奶之后就跟他。但是怎么想到，他们带着我的孩子，一家人都从澧县消失了，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真的……”她拿出手帕，擤了擤鼻子，“我是听人说他们去长沙了，当时就想到长沙去找我女儿。”
乔先贵不知该如何安慰情绪突然崩溃的女人，只好问她找到女儿了没有。
“女儿没找到，”崔静莲一脸哭相看着崔远，“我找到他了。”
“你是听谁说，你女儿和前夫一家人在长沙的？”乔先贵瞄了一眼她手帕上面绣的一朵宝莲，并没有因为她的哭泣有太多动容。
崔静莲说她前夫是个知识分子，以前是当老师的。前夫给朋友写过信，说自己到了长沙，和那个女人结婚了，一切都很好。
“那这位朋友是哪一天告诉你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乔先贵的提问很迅速。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遇到了，他告诉我的。他叫刘平武，是澧县二中的老师。”
“哦？我想想啊……”乔先贵停下笔，瞟着崔静莲的眼睛，“你去年过年的时候遇到这个刘平武，他告诉你，你前夫一家和女儿可能在长沙，然后你直到今年清明节后才过去找女儿，是这个意思吗？既然你这么想女儿，为什么中间等了那么多天才出发，去长沙找他们呢？”
崔静莲先不做回答，走进自己的房里，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信笺纸来，递给乔先贵看。
“你问这么多，”她的声音由远及近，“是不是一直怀疑我不是在长沙遇到的这个孩子？”
乔先贵还没来得及打开纸看，突然被红着鼻子的崔静莲问到了要点。确实被她看破了。
“主要是我从临澧县过来一趟也远，就想尽量问清楚一点。万一到时候不行，又要重新过来，就很麻烦，希望你多多体谅一下，耐得烦一点。”乔先贵按着信笺纸，向她解释。
“还有什么不清楚？”崔静莲紧接着说，她当时在街上遇到崔远之后，不是直接把他带回家了，还是先带他去了长沙的派出所报案。崔远这孩子怕生，听不懂他们说长沙话，只愿意跟她回家，征得长沙公安同意之后，她才把孩子带回来。
“这是那时候那边派出所给的回执单，你自己看，签字、日期、盖章都有。”
乔先贵拆开纸看了看，确实如她讲的那样，印有“长沙公安下河街派出所”抬头的信笺纸上，用钢笔刚劲有力地写了几行简短的接案通知，并有民警签字，加盖了单位公章。
“你问的这些问题，澧县公安局的人都问过了，我也交代过一遍，再问一次有意思吗？我去年过年得到刘平武消息的时候，就去长沙找过我女儿和前夫一次了，我没找到啊！所以清明是第二次去，就隔了那么久，有什么问题吗？”
崔静莲从乔先贵手上拿回那张回执单，轻轻折好，放回抽屉。又从抽屉里摸出一沓小纸片来，找出其中的几张，递给乔先贵看。她说这分别是去年过年时津市去长沙的船票、4月6号津市去长沙的船票，还有4月9号带崔远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长沙买的船票。
“我都收着呢，总不会有假吧？”
乔先贵点点头，把这些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的确，崔静莲的证据很全，但在乔先贵看来，有点太过于无懈可击了，仿佛是准备好要证明什么似的。
“你怎么还不信啊？”崔静莲有些歇斯底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长沙一趟，问问那边的派出所、饭馆和我们住的招待所？”
乔先贵举着钢笔摆摆手，说这个事情就先问到这里。
“我还想问问，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有没有骑单车去过停弦渡的覆船村？遇到过一个起夜的老人，问过他三组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崔静莲摇头，“我家单车过年的时候被偷了，也一直没买新的，我哪里来的单车？”
“那你4月3号清晨三四点左右，人在哪里？”
“那我怎么还记得？三四点肯定没起床，在家睡觉啊。”
“你一个人睡的？有谁可以证明吗？”
“你什么意思！”
崔静莲忽然凶起来，乔先贵才发觉自己问得不妥，钻到不该钻的牛角尖里去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意思是，父母家人……”
“没有父母家人了，”崔静莲把头扭到一边，强忍着愤怒和悲痛的表情，故意赌气似的，说得很随意，“父母都死了，跟他一样。”
这句话让三个人都伫在那里，只有阳光照射下的灰尘在散漫飘动着，安静得连屋外草丛里的蛐蛐叫，都显得格外吵人。
过了好一会儿，乔先贵又说了一句“对不起”。这谈话越来越难以进行下去。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走，”他松了松自己的衣领，“你当时把他从长沙带回来这边，为什么不直接送到临澧县，送他回家呢？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是我求妈妈收留我的！”崔静莲还没开口，崔远忽然近乎果敢地大声吼出来，“他们早就都不要我了，那里不是我的家！他们打我！骂我！侮辱我！”
这屋子乔先贵再也待不下去了，明明这么亮堂，也不缺家具和物什，却冷清得让人心里发凉。
“好，我今天就问这么多，打扰了。”
他把笔记本和钢笔收进挎包，口干舌燥。
乔先贵推开门的时候，赵定尧正坐在窗边看报纸，他呷了一口茶水，把搪瓷杯放在办公室窗沿上。
“老赵，听说那个摩托飞车抢劫女人包和金银首饰的案子破了？”
“是啊，破了。”赵定尧的回答很简短，似乎不太想和他搭话。
“恭喜啊！恭喜！恭喜！讲讲嘛，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好讲的，很简单。我就想那两个人曾经在临澧、澧县、津市一带作案，又没有被抓，说明他们对地方很熟，几边都跑得多是不？再一个肯定也穷，才想抢劫吧？但是摩托车可不便宜。那什么人他穷，又还买得起摩托车，又还开着到处跑？我就想会不会是跑摩的的嘛。然后联系了澧县公安和津市公安那边的朋友，从在这三个地方跑过摩的的人里找。”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乔先贵有些不敢相信。
赵定尧说可不容易呢，一开始根本没找到。不过他后来转变了一下思路，从开爬爬车和慢慢游的人里面找。找到一对住在澧县张公庙的父子，他们之前是在三个地方开慢慢游的，后来听人说摩的利润高，更赚钱，就卖了慢慢游，借了一些钱买了摩托车，结果赚的钱却比开慢慢游少多了。
“毕竟我们这边经济也不发达，消费得起摩的的人，哪里有坐慢慢游的多？父子俩欠一屁股账没钱过年，就心生歹念了。”
